文天祥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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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是怎么死的?

  文天祥的死,一方面是元的残酷和他的不屈和节烈,而江南故国自己人对其殉国的巨大期望,甚至生祭他,督促其早死,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终被押上刑场。

  文天祥从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尽快舍生取义了。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兵突袭,服毒自杀未成,被俘。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广州,而后北上前往大都。文天祥作为俘虏进入江西时,就决心开始绝食,希望船到自己故乡吉安时像为不食周粟的伯阳、叔齐一样饿死守节,“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在饿了八天后,却没有饿死,由于家乡已过,押解人按着鼻子灌食,文天祥没有能够在家乡殉国。他希望能够有机会逃脱,即使死也不能在荒山野岭中,而要世人关注下悲壮而殉节。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军,继续北上。

  但是,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国,让无数人焦虑不安、坐不住了,唯恐文天祥不死,担心他投降,从而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

  此时,南宋王朝已经彻底被灭,“旧中国”的无数官宦要么被杀,要么已经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爱国,甘愿接受异族统治,但他们自己不原意牺牲,(宋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那是“肉食者”当大官者们的事,但他们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别人为“旧中国”守节殉难。如今,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也许,他们是害怕又出现一个“李陵”吧。

  喊出“沉默的大多数”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庐陵(今吉安)的同乡王炎午。王炎午(1252年—1324年)字鼎翁,是一位爱国青年。文天祥赣州起兵勤王时,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参加抗元斗争事业,作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很快却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机会。

  这位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文天祥押送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将《生祭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经过的自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诸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受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总知,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却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王炎午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沉默的大多数”的道德要求,这篇祭文对当时的震动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节气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后也更有发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文天祥是千古一见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传世千古,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有文天祥一人了。

  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

  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够以死守节。中国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贞节,反正是“期待”他们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如果被放回来,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他们“安全”地道德观望和审判,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壮烈下,却掩盖不住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择,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

  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损害和牺牲,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反是一种文化悲哀。

  从王炎午写《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杀,其间有长达三年半多的时间。当文天祥在监狱中历尽折磨的时候,江南故国的人竟然不担心他的健康,希望为挽救南宋做出卓越功勋的文天祥能够多活些时日,而是希望他早死。他一日不死,王炎午们的心恐怕都不会安。王炎午们的心一直会为文天祥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敢于牺牲自己而担忧吧。

  让王炎午们失望的是,文天祥并没有看到他“好心”的劝死文;王炎午们也可以宽慰的是,他们显然低估了文天祥的节气,不用他们的“督促”,文天祥自有杀身成仁的勇气和决心。

  1282年十二月初九,当文天祥终于杀身取义,壮烈殉节。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讯后的反应,是悲痛,也许更感慨,其中带着心安之情,因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被判定了。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终结之后,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此致奠,再致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