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7月，卡夫卡在一个半国立的公共机构找到了合乎愿望的职业。在这个岗位上，弗朗茨受到上司的青睐。但是事态很快就表明，他作了许多尝试来分配时间，以使他自己酷爱的写作不受影响，然而没有成功。写作需要有很多时间使创作力将执笔者带入高涨的情绪，然而这短暂的下午总是使人想到明天将要在保险公司度过的荒凉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根本不能够进入状态;而马克斯•布罗德也开始过类似的日子，也只有在投入最高度的精力和思想最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才勉强可以进入这个状态。于是恶劣的时期在他们俩面前展开了。在职业生活中，精神负担日益上升，日益难以承受，有趣的或令人激动的插曲十分罕见。关于办公室工作妨碍写作的问题，卡夫卡在日记中写得惊心动魄，全无补充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平常十分谦逊的人的一段表白，他必须挣扎一番才能弄出篇把公文，就像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肉一样，然后“大吃一惊”地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文学劳动而准备的，这种劳动对于我是一种奇妙的轻松，一种真正的活力的表现;而在这办公室内，起草一篇该死的文件却必须从我有能力享受这种幸福的躯体上活生生地夺去一块肉。”

　　1912年是卡夫卡最重要的一年，1月份，他写了《生死不明的人》一书的头几章，此书后来题为《美国》。8月份，他与马克斯•布罗德住在一起时遇到了他后来的未婚妻菲莉斯•鲍尔。9月22日到23日夜，他一气呵成写完了《审判》。11月和12月又写出了《变形记》。

　　卡夫卡在一夜之间写出了《审判》之后，用这几句话表达了他的欢乐心情：“充满极度的紧张和欢乐，我不知道故事情节如何才能展开，仿佛我是在摸索着水前进一样……如何描述每一件事情，对于每一件事情、对于那些最奇妙的幻想，如同有一团烈火在等待着它们……只有以这样的方式，以这样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样充分揭示肉体和灵魂的方式才能进行写作。”

　　卡夫卡一生订了三次婚，三次都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其实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从这一点上考量，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的举动，就超越了自厌和自虐，而达至大诚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离破碎的一生也因而获得了一贯性和力量。

　　卡夫卡1924年6月3日因肺病辞世，他曾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全部手稿统统付诸一炬。所幸，布罗德没有这样做。

　　内心的事情——走近卡夫卡

　　卡夫卡的一生，似乎并没有遭遇什么大起大落，家境优裕，天资聪颖，不管是在学业或工作方面，还是在情场或文坛上，他都算得上顺利，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然而，在这些平淡无奇的生活表象下面，其实是一个冲突、敏感、不够安分的内心世界;在他不动声色的双眸后面，掩藏着惊恐、无助甚至绝望。他说：“我的职位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惟一的要求和惟一的职业，即文学是相抵触的。由于我除了文学别无所求，别无所能，也别无所愿，所以我的职位永远不能把我抢夺过去，不过也许它能把我完完全全给毁了。”这是一个艺术灵魂的喃喃低语。他同时被推到了两条战线上，既要与现实交锋，又要同艺术作战，不可回避的矛盾，一次次使他陷入茫然无助之中。他之所以忍气吞声地在现实俗务上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其实正是为了尽可能地营造一份适宜生存的现实环境，以便更好地亲近写作。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深爱，必须穿越另一件事情才能抵达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内心肯定充满了酸楚与无奈。卡夫卡是这样劝慰自己的：“无论什么人，只要你生活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理解了他笔下的“甲虫”，理解了他的内心的冲突和绝望。他一方面在扭曲个性的残酷现实生存条件下，不断捍卫着“自我”，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现实社会的一切，不管他怎样地挣扎，终究都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乌鸦们宣称，仅仅一只乌鸦就足以摧毁天空。这话无可置疑，但对天空来说它什么也无法证明，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无能为力。”我在这样的句子中读出了彻骨的寒意。敏感脆弱的卡夫卡，孤单无助的卡夫卡，他是一个不肯轻易放过自己的人，他的所有努力，都在一步步将自己推向绝望的边缘。他曾经这样写到：“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社会像一堵牢不可摧的高墙，将他与希望、快乐隔开。他只能在内心的事情中 生活，在虚构的生活中寻求真实的慰藉。而对于那些现实事务，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借以抵达内心的不可或缺的载体。或者说，之所以会产生现实中的那些所谓尴尬和折磨，正是因为他对内心世界，对艺术品质的始终固守。他是属于艺术的。真正理解他，只能从艺术的角度切入，只能依靠感觉。一切企图从他的出身、家族、童年和少年时代，以及性格特征、生活遭遇、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气等等入手去寻求明确答案的尝试，都注定是徒劳的。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而在卡夫卡的手杖柄上则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很多人据此认为卡夫卡是懦弱的。我觉得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他直面“障碍”的勇气，恰恰是我们很多人所缺乏的。“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卡夫卡在1914年4月2日的日记中只写下了这样的两句话。一个真正懦弱的人，是不可能如此坦然地把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与一次纯粹的个体事件相提并论的。或许在他看来，一场现实的战争并不一定会比一次内心的冲突更为重要。他所始终关注的，是自己某一时刻对某种情境的心理体验和认识，是人性中的最为真实的部分，正如克里玛所评价的那样，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

　　一个柔弱的天才，面对他并不喜欢的生活，写作成为他活着的惟一的理由和生命的全部意义。为了写作，他牺牲了爱情、健康，甚至生命。他只活了41岁。九卷文集中，只有一卷是在他生前公开发表的。他的日记和书信长达3000多页，篇幅超过了他的创作。他太孤独了，没有人愿意听他倾诉，事实上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听懂他的倾诉。他只有选择自语，选择日记和书信。他在渴望理解的同时又在拒绝理解，他在有意无意间把自己与世界划清了界限，即使不够决绝，但他至少去做了，并且始终都在竭力维护这种“界限”，用手中的笔，用心中的忧虑与恐惧。他的拒绝，实质上构成了另一种更为真实的介入;他以写作方式进行的抗争，最终还是将他带入了绝望的境地，一份平静的绝望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