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高考作文优秀素材之国学大师陈寅恪

中国儿童资源网

2016高考作文优秀素材之国学大师陈寅恪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游学海外13年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