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在晚宴上对邓小平说，“我在想，如果你出生在新加坡而我出生在中国会怎样?我敢肯定你将是新加坡的领导人。但是如果我在中国，我很可能走到半路就被人推开了。我能走到一半就不错了。”

　　他还回忆，邓小平在那次晚宴上祝贺他将新加坡建设成一座花园城市。他说：“我回答说‘凡是我们能做到的，你们都能做得更好。我们是没有土地的南华农民的后代，而你们有知识分子，有最杰出的人才，有诗人，有艺术家。’邓小平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看着我，然后又继续吃饭。”李光耀曾经说过：“中国的开放政策给我印象最深的特征当数邓小平的果断坚决和不遗余力。”

　　李光耀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对新加坡也是一个契机。这其中的一大结晶后来证明就是苏州工业园。

　　1992年9月30日和10月1日，李光耀率团来长三角地区，重点考察的除了苏州，还有无锡。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讲得一口流利英语，和他交流起来非常流畅。当年12月，章新胜率领苏州市代表团访问新加坡。1993年5月10日，李光耀应邀访问苏州。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成立。在随后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园区经济总量达到了开发前苏州全市水平，相当于十年再造了一个新苏州。

　　2007年11月访华时同习近平的首度会面，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印象。“习近平的大气让我印象深刻。他视野广阔，看待问题深刻透彻，但又丝毫不炫耀才识。他给人的感觉很庄重。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我进一步想到他曾经受的磨难与考验，1969年到陕西插队，一步步往上奋斗，从未有过牢骚或怨言。我想，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

　　或许李光耀从自己治理新加坡的亲身经验出发体会中国的治理殊不易，他在书中说：“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以下是李光耀最近20多年来对中国政治的观察与思考。斯人已去，这些观点则留世间经守时间的检验。

　　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愿意尝试一切办法，但多党制下一人一票的民主制除外。他们的两个主要理由是：其一，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权力，以确保稳定;其二，他们对多党制下的不稳定怀有深深的忧虑，这将导致中央失去对地方省份的控制，从而引发可怕的后果，就像军阀混战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1991)

　　中国已经发现，要管理一个现代的国家，它需要法治。到2035年，它将建立一套全面的法典，并且制定一个稳定的法律体系，加上清廉的行政法则，事实上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如果地方政府犯了错误，就可以根据相应的法律程序让其进行解释或加以惩戒，用这种方法约束地方政府，比之前惯常采用的无休止的会议有效得多。而且由于实行了法治，也可以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官员武断行使权力造成的伤害，企业也可以规划大型的、长期的投资。司法独立还需要20年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是地方法官以皇帝代表的身份执行皇帝的命令，这个传统给中国官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93)

　　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担忧就是贪腐的腐蚀作用以及贪腐在公民中激发的反感。他们从来都不确定它什么时候会崩溃。(1999)

　　我认为，你不可能把一些外国的、与中国的过去完全不符的标准强加给它。让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也是一样，在其5000年的有记录的历史中，没有过民主制;所有统治者都是皇帝的代表，如果你反对，你就会丧命，而不是遵循民主制。

　　但是，我同意在这个即时通信和卫星技术迅速发展的世界上，你不可能一边做出野蛮的行为，一边说这是你的内部问题……但是现在中国人已经开始谈人权问题，而且他们认识到如果他们想得到世界的尊重，如果想在世界舞台赢得一定的地位，不仅仅在发达国家，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那么他们就不会用野蛮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人民。(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