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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判例，都可能为公众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块基石;而每一次失误，也都可能成为这一信仰崩塌的链条”，极为引人瞩目的聂树斌案，如果最终无法得到公正的审理，如果最终不能公布一个符合程序正义的法律结果，中国的司法将无法托起全体公民的信赖。反过来，聂案进入异地复查阶段，尽管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已经激发了许多失望者的期盼。三年前，南都社论曾经将再审聂树斌案，喻为中国司法面临的自救之役;三年后，最高法指定异地复查，也许可以被看做是中国司法一种迟来的自救。

　　“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它只会迟到”，但愿这句出自法官休尼特的脍炙人口的名言，最终能在聂树斌案上得到实现。

　　社科院学者：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

　　中国社科院学者房宁认为，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好比汽车大还是司机大。人治就是一个经验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个规范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线，而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中就是人治。

　　法治不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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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和法治建设一样热闹的是关于法治的思想论争。这个论争主要在“要不要法治”和“要什么样的法治”两个层面上发生，但是在这两个层面上都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不论在官方还是在学界，或是在普通民众的理解中，这两个层面都还处于毛坯状态。

　　我的上述分析角度，是受到康奈尔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於兴中最近出版的《法治东西》一书所启发。这本书提出了被很多人忽略的关于法治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除了法治我们还应该要什么”。这本书有宏大的思想关怀，构建的是关于多维文明秩序的宏大理论，提出了一个超越法治的理想社会图景。

　　为什么除了法治我们还需要其他力量?於兴中在书中写道：“一个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法治社会只能造就一大堆现世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却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来。”

　　我在这里只用於兴中的理论来分析上述这件生活琐事。当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时，我们诉诸的终极因素是什么?除了计较功利得失的法治理性之外，还有讲究个人德行、素养、友爱等修为的心性，还有注重虔诚、悲悯和宽容等属于宗教领域的灵性。这些构成了每个人内心的秉性结构。我们在何时何地何事上愿意诉诸哪一种秉性，这对每个人能够获得怎样的人生意义至关重要。

　　因此，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面临着“法治或其他”的选择。按照我对《法治东西》的理解，只有在“人生必需”的意义上，我们才应该首先诉诸法治。这些必需包括构成人的生存和尊严的基本要素，在法律上往往表述为人的各种基本权利，但对于不构成人生必需或是人生必需中属于无关紧要的内容，我们可以甚至应该从其他角度来考虑。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当我在谈“法治或其他”之时，这种选择只限于普通个体。对公权力而言，除了选择法治别无旁路，因为在不受法治约束的公权力之下，没有人的“人生必需”是安全的。(叶竹盛)

　　7.贪官悔过书的功利性分析

　　“我头上缺少党纪国法这根高压线，忘记了为人为官的底线，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这是昨日媒体披露的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内容。落马官员发表忏悔自白，季建业远不是第一个。《法制晚报》记者从近年来的公开报道中发现，至少有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回忆了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最常见的开头是“我是农民的儿子。”有14人这样表述。

　　每逢贪官落马，在其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之外，还有道例牌菜，就是写悔过书，或声泪俱下地向司法机关和公众表达忏悔之意。这些人搭乘人生“过山车”直达谷底，台上威风八面，台下泪眼婆娑，对比之大，也常是坊间热议的话题。但俗话说“嘴是两张皮，张口不费力”，有时见到其中某些人忏悔得信手拈来，就像在背台词，我都分不清这究竟是他们掩藏已久的真心话，还是备好草稿的表演而已。

　　贪官之所以爱忏悔，与我们积累深厚的“忏悔文化”恐怕不无关系。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经验，从小做错事怕家长打，怕老师骂，最好主动认错，并积极表达悔恨。悔过不能光嚼舌头，情绪的配合也很重要，因为一般来说，大人面对嚎啕大哭的孩子很难下得去手。如果你很冷静，说明态度还不够诚恳。而如果你挨了训还要笑，就跟我小时候一样，别说老爹不信你真的知道错了，还会认为你完全是在挑衅。

　　当然，对于贪官来说，《刑法》并没有把悔罪作为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你再痛彻心扉也未必能影响判决。但是，一个把自己摆得较低的姿态会影响社会评价，并有助于改善舆论环境。基于此，对于退无可退的落马官员来说，他可能就有一种侥幸心理，如果我的卑微能让办案人员和外界有一丝恻隐之心，那就应该一试。你也看出来了，无论儿时认错，还是落马后悔过，本质上都是功利的。

　　从语词的角度分析，忏悔者习惯以“我是农民的儿子”来起头，也透出这种实用主义的心态。强调草根出身，表达的是奋斗之不易，容易为人所同情。此外，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虽有错，本质上还是个好人—瞧，这还是在争取宽大处理。还有一点，拿身份作托辞相比指责制度有漏洞也更为安全。忏悔套路如此相同，以至于观者不能对悔过者的真心与否冀望太高，更别奢谈警示作用。

　　有意思的是，贪官悔过书还经常被人搬出来，与其此前在台上说过的话作对比，有些就是主抓廉政教育的。我看这种对比倒是更有警示意义，应该多做，看哪些同志打自己脸最重，最不怕疼。

　　8.媒体评“史上最严”控烟条例：有屋顶就不能抽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烟条例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4月12日，记者在条例实施倒计时50天宣传活动上了解到，届时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将走上街头，开展控烟执法。

　　近年各地纷纷出台控烟条例或禁烟暂行规定，尽管配有罚则，但执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有的地方几年没有处罚过一个人。原因很多，比如取证难，再比如执法主体不够明确、人员紧张，甚至包括执法者怕麻烦等情况。此外，还屡屡出现拒绝受罚的情形，由于缺少专门控烟队伍天天上街巡查，就算是抓到违规抽烟者，罚款执行起来也难。有业内人士感叹：“有的人吸烟了，等你人来，他烟头已经掐灭了;还有的客人在抽烟，服务员说老板不在，就是不给钱……”确有一些经营场所出于利益驱动，不愿劝阻消费者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