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最初的写作使命感：为了不让玲玲失望，为了让嘲笑我的人大吃一惊。现在想来，还是一种孩子式的赌气。

　　我那时并不知道该如何起步，只晓得最有分量的是长篇小说，所以就决定先写一部长篇再说，等长篇写罢再写一个中篇，一个短篇，各种形式都完成一篇，即使死了，也死而无憾。我那时就想得那么绝对。

　　我的长篇小说写了一个连队，主角是个叫志坚的女连长，围绕着她展开了故事，文中有坏人，也有些受摆布的糊涂虫，可志坚却是个永远正确的英雄。文中的所有人物和故事都是我想象出来的，我喜欢让他们吵就写上一段争论词，有时也让坏人出洋相、倒霉，爱憎十分明确，好人总占上风。前一阵，我还翻看过这部手稿，尽管稿纸己发黄，可北方土炕上特有的烟熏气却年深月久地保留着，令我忆起当年的辛劳。

　　那篇稿子第一次写了100多页练习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的，其实还没有写到结局。为什么突然刹车了?主要是无法写下去，我的词汇很少，常常重复不说，有时找不到恰当的后来描写，就只能做个记号，空留在那里。

　　那100多页的小说大约有30多万字，我写了整整3年，这是我最初缴的“学费”。

　　正在这时，连队订阅了一份《大兴安岭报》，第四版是副刊，刊登一些微型小说、抒情散文之类的小文章，内容都很有生活气息。我看了很有启发，也蠢蠢欲动，那天，我们连队有一对夫妇吵架，大家都去围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家人吵得那么恶狠狠的。当晚，我就写了一篇短文，四五百字，投给《大兴安岭报》。经过三年的练笔，我写得十分顺手。一周后，我收到编辑的亲笔信，稿于虽然没用，但他肯定我描写生动，有写作基础，但希望我读些哲学书，加强对生活的理解。同时具体地指出我把这对夫妇写得像你死我活的仇敌，实际上这之间有复杂的感情，有爱和恨的交织。

　　收到信的那天，我激动异常，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寻到了什么。我终于意识到写作和生活、人生的密不可分。

　　我开始了长期打算，从读《社会发展简史》起步，读了一系列书，同时放弃写一些编造的故事，而是写对人物对环境的观察札记。几年下来，记了整整4本。点点滴滴，也汇集了20万字。这些，后来成为我写作的一笔财富。

　　直到1981年，我才发表了第一篇处女作《甜甜的枣儿》，才一千字。而它的基础是10年的努力，50万字左右的练笔。

　　我没有找到捷径。但我总想，假如没有这条弯弯曲曲的崎岖路，我不能在后来的十年中一鼓作气地写出二百多万字的作品，并且先后获全国及省市级以上儿童文学奖20多项。我在那段困苦的岁月中，考验了自己对文学的爱和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