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把这一整套虚假现象都记录下来,掩盖了使进攻者没有取得成果的最简单的和真实的原因,即畏惧敌人的武力.如果批判者想研究这样的战局,那么他就会为许多相互矛盾的原因所迷惑而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这些原因全是没有根据的,而人们又没去探索事情的真实情况.
    可是,这种欺骗不仅仅是一种恶劣的习惯,而且是很自然会产生的.那种削弱战争威力,也就是减弱进攻的牵制力量,大部分存在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及政治企图中,人们总是把这些关系和企图隐藏起来,使世界.本国人民和军队无法知道,在许多场合甚至使统帅无法知道.譬如,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意承认,他决定停止或放弃行动的理由是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够坚持到底,或者是怕招致新的敌人,或者是不愿让自己的盟国变得过于强大等等.对所有这类事情人们都长期甚至永远保守秘密.然而,对任何事件的解释,都需要说出个缘由,于是统帅为他自己或者为他的政府着想,只好编造一套虚假的原因.在军事问题上进行辩论时反复出现的这种欺骗手法在理论上已僵化成一些体系,这些体系自然是同样不包含什么真理的.只有像我们力图做到的那样,按着事物内在联系的简单线索进行探索,理论才能弄清事情的真相.
    假如抱着怀疑态度来观察战史,那么,各种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空洞理论就会不攻自破,而我们在这方面提出的简单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简单观念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人们只有完全掌握它,才能非常清楚地弄清大量事件.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下种种防御方式的使用问题.
    这些防御方式一个比一个有力量,那是以一个比一个大的代价换来的.因此,如果没别的条件的影响,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统帅选择防御方式时起决定作用,他会选择恰当的防御方式,既能使他的军队具有所需的抵抗力量,又能使他不致退得过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然而,一定看到,选择这些防御方式时大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防御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条件必然会迫使统帅选择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朝本国腹地退却需要有辽阔的国土,或要具有像１８１０年的葡萄牙那样的条件,那时有一个同盟国(英国)作它的基础,而另一同盟国(西班牙)则以它的辽阔的国土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攻击力量.要塞的位置更多是在边境附近,还是更多是在本国腹地,同样也可以决定能否采取这样的计划,而国家的地理和地形状况.居民的特性.习俗和信念则起更大的作用.选择进攻会战还是选择防御会战,则应当根据敌人的计划.双方军队和统帅的特性来决定.最后,是否占有特别有利的阵地和防线也可以导致采取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总而言之,列举的这些条件已足以说明,防御方式的选择在很多场合更多地决定于这些条件,而不决定于简单的兵力对比.这里提到的这些最重要的条件我们还要作进一步探讨,因而它们对选择防御方式的影响也要在以后才能更加明确地加以阐述,最后,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那篇里,我们再把这一切总括起来探讨.
    可是,这种影响多半只在兵力对比悬殊不大的情况下才起决定性作用,在兵力对比悬殊较大的情况下,也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兵力对比起着主要的作用.战史充分证明,人们并没根据我们在这里阐述的一系列观念,而仅仅像在战争中的大多数场合所做的那样,自觉地通过迅速的判断,根据兵力对比选择了防御方式.同一个统帅,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这一次发起了霍亨甫利得堡会战,可那一次在崩策耳维次扎营.至于说会战,就连统帅中最喜欢进攻的腓特烈大帝,在兵力十分悬殊时也终于意识到不得不占领真正的防御阵地.拿破仑以往像一只野猪似地冲向自己的敌人,可是在１８１３年８—９月间,当兵力对比的变化对他不利时,他就如栏中的野兽那样东碰西撞,而不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向其中一个敌人开火了,这一点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而在同年１０月,当兵力悬殊到达极点时,他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背靠墙角那样,在来比锡旁边,在帕尔特河.埃耳斯特尔河和普来塞河所构成的角落里寻找掩护并等待敌人,这种情况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