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使统帅精神上感到压力更大的,还是他想到通过这次战斗要决定输赢.在这里一切行动都集中在空间和时间的某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免会模模糊糊地感到他们的兵力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无法展开和无法活动,好像只要有时间,就会赢得不少的好处,但事实上时间却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种感觉只是一种错觉,但是这种错觉也是不容忽略的.人们在作任何重要决定时都要受这种错觉的影响,尤其当一个统帅要作出这样一种重大决定时,他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加强烈.
    因此各个时代都有一些政府和统帅,设法回避决定性的会战,希望不通过会战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是悄悄地放弃自己的目的.于是,那些历史家和理论家们,就竭尽全力地力图从这些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战局和战争中,不但找到可以代替决定性会战的等价物,甚至找到更高超的艺术.如此一来,在现代,根据战争中合理使用兵力的原则就有人,几乎把主力会战看作是一种错误所必然引起的祸害,是正常的.慎重的战争中决不应当发生的病态.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懂得用不流血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资格戴上桂冠,相比之下那种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其任务刚好就是教授这种艺术.
    现代历史已经粉碎了这种谬论,然而谁也不能保证这种谬论不再重新出现,不再引诱当权人物相信这种适合人的弱点.因而容易为人们接受的颠倒是非的看法.也许在不久以后就会有人认为,拿破仑进行的几次战局和会战是野蛮而近于愚蠢的,并以信任和满意的心情再次崇尚那种已经老掉牙的.装模作样的旧式部署和打法.如果理论能够告诉人们警惕这些东西,那么它就对愿意听从理论忠告的人作了重大的贡献.这但愿对我们可爱的祖国的那些对军事问题能说出权威意见的人有所帮助,在这方面给他们作指导,并且要求他们对这些问题作认真的考察.
    不仅战争的概念,并且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自古以来,只有巨大的胜利才能导致巨大的成就,对进攻者来说必定是这样,对防御者来说或多或少也是这样.甚至拿破仑,假使他害怕流血,可能也不会取得乌耳姆会战的胜利(这样取得的胜利在他所有的战争中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一胜利,能够看作是他以前几次战局胜利的第二次收割.所以,不但大胆的统帅.富有冒险精神的统帅或者倔强的统帅,曾经力图用决定性的会战这个重要的冒险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就连那些幸运的统帅,也同样如此.这些统帅对这个这么重大的问题所做的答复,我们是十分满意的.
    关于那些不经过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假如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当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使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我们认为一次大会战决定主要的胜负,当然不是一次战局或战争中不可少的.单独的一次胜负.一次大会战可以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情况,只有在现代才是常见的,至于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争胜负的情况,那是极为罕见的.
    一次大会战决定的胜负,其意义自然不仅仅取决于大会战规模的大小,即集中到会战中的军队的多少和会战胜利的大小,而且还决定于双方国家及其军事力量方面的许多其他情况.但是,由现有军队的主力进行的大规模的搏斗,得出的胜负当然也是主要的.胜负的规模,虽然不是所有方面,在有些方面是可以预测出来的.如此胜负,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作为第一个胜负,对以后的胜负也会发生影响.所以,周密计划的主力会战按其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一直应该看作是当前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和重心.统帅越是以真正的战争精神(即战斗精神)进行战争,越是具备要打垮敌人的想法和感情(即意识),他就越会把一切都放到第一次会战那个天平的秤盘上,希望并力争在第一次会战中夺取一切.拿破仑在他所进行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腓特烈大帝进行的战争虽然规模较小,危机有限,但当他带领一支兵力不大的军队从背后攻击俄国人或帝国军队而想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时,也一样是有这种想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