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从哪里弄到足够的钱来买这头奶牛？”
　　这正好是马西亚预料的那个可怕的问题。
　　“我们挣来的。”
　　“在哪儿挣的？怎么个挣法？”
　　我给他解释，我们是怎样从巴黎到瓦尔斯，又怎样从瓦尔斯到蒙多尔，一路上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挣钱，又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积攒这一笔钱。
　　“你们到瓦尔斯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使我不得不从头说起。老法官听说我曾被活活埋在特鲁耶尔矿井里的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用一种温和得近似友好的声音问我：
　　“你们两人中谁是雷米？”
　　“是我，治安法官先生。”
　　“谁能证明？宪兵对我说，你并没有身份证。”
　　“是没有身份证，法官先生。”
　　“那么你讲讲瓦尔斯矿井灾难的经过吧。我从报纸上读到过有关报导，如果你不是真正的雷米，你是骗不了我的，当心点。”
　　法官先生用“你”称呼我，给了我勇气，我看得很清楚，他对我们没有恶意。
　　我的故事讲完后，法官用温柔同情的目光长时间看着我。我以为他会马上给我们自由的，但他并没有任何表示，一句话也没对我说，让我一个人留在那里。他大概要去问马西亚，看我们两人说的是否吻合。
　　我沉思了很久，治安法官先生终于和马西亚一道回来了。
　　“我要派人去于塞尔了解一下情况，”他说，“如果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证词和调查都能证实你们的陈述，明天就释放你们。”
　　“那我们的奶牛呢？”马西亚问。
　　“奶牛也还给你们。”
　　“我不是这个意思，”马西亚争辩说，“我是问谁喂它吃草，谁给它挤奶。”
　　“放心吧，小家伙。”
　　马西亚也放心了。
　　“要是有人挤奶，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奶？”他笑着问，“这样我们就能吃一顿很好的晚餐了。”
　　治安法官一走，我立即告诉马西亚两大喜讯，简直忘记了我们是在监狱里。第一条是巴伯兰妈妈还活着，另一条是巴伯兰在巴黎。
　　“王子的奶牛就将凯旋般地进村了。”马西亚说。
　　马西亚高兴得又跳又唱，我拉着他的手，也被他的高兴感染了。一直忧愁不安地待在角落里的卡比，这时也挤到了我们的中间，用它的两条后腿直立了起来。于是，我们旁若无人地跳起舞来，大跳特跳，以致惊骇不己的狱卒——多半是为了他的洋葱头吧——不得不跑过来看看我们是否在造反。
　　他喝令我们安静下来，但说话不象和治安法官一起进来时那样凶狠了。
　　这使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处境并不坏，而且我们很快就得到证实，我们并没有弄错。他不一会儿又回来了，给我们带来了满满一罐牛奶，还有一大块白面包和冷牛肉，说是治安法官先生让送来的。
　　监狱的犯人从未享受过如此优厚的待遇。我们吃着小牛肉，喝着牛奶，我改变了对监狱的看法，认为它肯定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