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陆孝彭同住头等舱的是个姓龙的家伙。上船没多久，他就对陆孝彭说：“大陆现在不太平。共产党对有钱人抽筋剥皮。你穿着西装、带着英磅回去，能逃脱得了吗？”
　　陆孝彭看出此人是吃特务饭的，姓龙，却不是龙种。他表面却不动声色：“我们是做学问的，以学问为本，同党派和政治不沾边！”
　　和姓龙同伙的是国民党驻某大国空军副武官，还使尽威胁利诱的手法，拉陆孝彭跟他一起去台湾，也被陆孝彭拒绝了。
　　在香港上岸后，姓龙的特务还在纠缠：“你不肯去台湾，在香港定居b行。我认识很多大亨，你可以对他们的工厂投资！”对金钱的利诱，陆孝彭嗤之以鼻。他和虞光裕、高永寿秘密地买了从香港绕道南朝鲜去天津的船票。
　　天津港遥遥在望了。此时已是1949年8月。陆孝彭仿佛看到了红旗招拂下的神州大地。他情不自禁地整了整领带。
　　啊，祖国！我穿着西装，胸中跳荡的却是炎黄子孙的赤诚之心，比起那些穿着中山装却背叛中山遗嘱的贼子，我是可以告慰江东父老的！
　　沉重的翅膀，艰难的起飞1960年。夜色渐渐扑落下来。陆孝彭在靠窗的桌子跟前，心情沉重。强击机试制工作已经下马。国家有困难啊！
　　陆孝彭回国后，1956年担任了我国第一种型号的喷气式教练机主管设计师。两年后，这种飞机飞上了蓝天。从东北调到南方的飞机制造厂不久，陆孝彭又担负起我国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的自行设计任务。眼下，由于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强击机的研制没有经费，只得中途下马了。
　　“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国防科研不能停顿啊！”陆孝彭喃喃道。思路理清了，他掏出笔来给厂党委打报告。在报告里，他详细阐述了国内外飞机发展的现状，以及本厂强击机研制的情况：“我们设计的强击机图纸基本上都已发放下去了，并且造出了一部分零件，现在完全砍掉这个工程是不明智的。我愿尽菲薄之力，继续研制强击机。”
　　报告呈送上去。几天后，工厂党委同意了陆孝彭的要求，成立一个试制组，以不影响工厂别的任务为前提，“见缝插针”，继续搞强击机的试制。陆孝彭总算看到了一线生机。只要能保存住实力就好。
　　强击机试制组后期实际上只剩下了13个人，在这个飞机制造厂里，只是很小的数目。但是，这13根“银针”，都插在能使强击机起死回生的关键穴位上。13个人中，既有调度员、资料员，也有技术员和工人。若在别的车间干活，他们每月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二三十元的计件奖金，在试制组里工作既累，一个季度还拿不到几元奖金。他们都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