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眼第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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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眼第01章

  “德国人几乎都受了欺骗——只有希特勒估计正确。他虽然有直觉,但在行动上还踌躇不前……”

  引自A·J·P·泰勒着:《英国历史:1914-1945》

  英国的冬天,45年来从未有过如此寒冷。白雪皑皑,乡间的村庄全被封锁,泰晤士河上一片冰封。1月的某一天,在格拉斯哥-伦敦铁路线上,火车晚点24个小时才抵达尤斯顿。由于大雪与灯火管制,汽车行驶充满了危险,车祸倍增。人们戏谑地说,驾着奥斯汀7型汽车晚间在皮卡迪利街道上行驶,比驾着坦克穿过齐格菲防线①还要危险。

  ①齐格菲防线(Siegftied line):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西部边境建筑的防御阵地体系,与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对峙。

  冬去春来,万物欣欣向荣。蓝莹莹的天空中,屏障式的气球随风飘荡,蔚为壮观。伦敦的街道上,只见度假的士兵与身着短袖衣的姑娘在调情逗乐。

  作为战争时期的一国之首府,这座城市看上去并不十分相称。战争的种种迹象当然可以看到。亨利·费伯此时正骑着自行车,从滑铁卢车站前往海格特,他已经注意到:重要的公共建筑外面垒起了一袋袋的沙袋;郊区的住宅庭园里筑起了安德森式的掩体②;一幅幅的大型广告告诫人们要疏散,要采取防空措施。在观察种种迹象时,费伯的洞察力比普通铁路职员要深刻得多。他看到公园里有成群结队的孩子,就知道疏散工作没有做好。石油尽管是定量供给,但是他注意到公路上照样行驶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不仅如此,他还看到汽车制造商做的广告,他们在推销新型汽车。他意识到许多工厂拥进了夜班工人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为就在几个月前,这些工厂的日班工人还没有足够的活儿可做。尤其重要的是,他密切注意到大量的军队在英国铁路网上调动。所有调动的文件都要从他的办公室进进出出。人们从这类文件中能了解到许多情况。比如今天,他在一批表格上盖着橡皮图章,就知道眼下又有一支远征军正在结集,而且他还挺有把握地了解到:结集的部队大约有10万人,他们要开往芬兰。

  ②安德森式的掩体(Anderson shelter):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波纹铁防空掩蔽所。因为是当时的内务大臣约翰·安德森所提倡,故名。

  有些迹象的确存在,可是都有点可笑。广播节目对战争期间的官方公文加以嘲笑;民众团体的歌声在防空掩体里荡漾;时髦女郎把防毒面具装在服装师设计的袋子里;人们在谈论“令人厌恶的战争”,一会儿富有传奇色彩,一会儿又是平凡琐事,犹如在放电影;凡发出的空袭警报,无一例外地都是假警报。

  费伯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这个人有点与众不同。

  他已经到了阿奇维大路,因为是在上坡,身子便稍稍前倾。他两腿长长的,蹬起自行车来就像火车引擎上的活塞一样,从不疲倦。他谎称39岁,但看上去也挺像39岁的样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讲真话,这是为了他的安全。

  他骑车登坡,来到海格特时渐渐冒汗了。他住的房子在伦敦属于最高地段,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住处,也正因为它的地势高。那是维多利亚式的砖房,位于六排房子的尽头。这一带的房子很高大,但又狭窄、阴暗,如同居住者的心情,仿佛就是为他们建造的。每幢房子有三层,另外有一层地下室,仆人从那里进出——在19世纪,英国的中产阶级坚持仆人另有个进出门,即使家中没有仆人也要开出这个通道。费伯对英国人真有点嗤之以鼻。

  在六号房居住的是哈罗德·加登先生。他曾经有个小小的公司,经营茶叶和咖啡,不过在大萧条时期①早就破了产。加登先生有个人生准则:负债不能偿还便是弥天大罪。他破了产,别无选择,只有一死。他给妻子留下的惟有这幢房子。这位遗憾迫不得已,只好招租房客。她何尝不乐意做个女房东,但是在她生活的圈子里,那种规矩却要求她装得有点羞于去做那个。费伯有间带老虎窗的房间在楼顶那一层。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就住在那房间里。他对加登太太说,他要到埃里斯去和母亲一起过周末。其实,他在布莱克希思那儿另有一个女房东,那位房东称他为贝克先生,并且认为他是个推销员,为一家文具商推销产品,整个星期都在外面奔波。

  ①大萧条时期[the(Great)Depression]:指1929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世界性严重经济萧条。

  他推着自行车,上了花园小径,只见高大的前厅那些窗户似乎在皱着眉头,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他把车推进小棚,锁在草坪修剪机上——车子不锁,要以违法论处。小棚四周的箱子里培育的土豆已全部吐芽。加登太太在花园里全都种上了蔬菜,以表示她对战争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费伯走进屋,把帽子挂在衣帽架上,洗过手以后便去吃茶点。

  已经在吃茶点的有另外三位房客:一个满脸粉刺的年轻人,来自约克郡,正设法参军;一个头发花白的糖果推销员;另外一个是退役的海军军官,费伯认为此人有点变态。费伯朝大家点头招呼以后便就坐了。

  推销员正在说笑话:“中队长就对他说:‘你回来得早啊!’那位驾驶员一转身,答道:‘怎么,我把传单整捆整捆地扔了下来,难道错了吗?’中队长说:‘哎呀天啦!说不定你砸伤人了啊!’”

  海军军官咯咯笑了起来,费伯也跟着笑了笑。加登太太托着茶盘走了进来。“晚上好,费伯先生。我们没有等你回来就用茶点了,请你别在意。”

  费伯拿起一片全麦面包,涂了一层薄薄的黄油,立刻又拿起一片大香肠,对加登太太说:“你种的土豆要移植了。”

  费伯匆匆吃了茶点。那三位房客还在就张伯伦是否应该让位给丘吉尔的问题争论不休。加登太太随时在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总要看看费伯,希望他也有所反应。她是个邋遢的女人,身体微胖,年龄与费伯相仿,但却穿着30岁女人的衣装。他估计,她想再找个丈夫。对于他们的争论,他一言不发。

  加登太太把收音机打开了,在一阵嘈杂声之后,就听到播音员说:“这是英国广播公司,国内广播节目。现在向您播送的是《又是他》!”

  费伯听过这个节目,是定时播出的,内容与一个名叫芬弗的德国间谍有关。费伯向大家道了别,就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了。

  《又是他》节目播完以后,海军军官和推销员去了小酒店;约克郡的那位小伙子由于是个教徒,便去了祷告会那儿;屋里此刻只剩下加登太太一个人了。她孤单单地坐在客厅里,端着一小杯杜松子酒,对着这光的窗帘发愣,心思便转在费伯先生身上。她希望他别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房间里。她需要有个伴儿,而他正合适。

  想到这儿,她心里便感到内疚。为了平衡一下自己的心理,她就想想加登先生。回忆虽然很亲切,但印象却很模糊,好像在放一部陈旧的影片,放映机的齿轮破碎了,声带不清晰。若要想像他此刻和她一起呆在屋子里会是什么情景倒很容易,但是若要想像出他的面孔,他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者就眼下的战争新闻做出什么评论,那就有难度了。他生得矮小机灵,做生意全靠运气。顺时财源滚滚,背时一筹莫展。在大众面前他感情从不外露,但在床上却有百般柔情。她非常爱他。这场战争要是老打下去,许多女人就会陷入像她一样的境地。这时她又斟了一杯酒。

  费伯先生个性好静——问题也就在这儿。他似乎没有任何不良习气。他不抽烟,她也从来没有闻到过他身上有酒气。一到晚上,他总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听收音机播放的古典音乐。他阅读大量的报纸,喜欢长距离的散步。尽管他职业低微,她仍觉得他非常精明。在餐厅里吃饭时,他也和大家交谈,但他的谈吐总比别人显得更深思熟虑。他要是做些努力,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机遇。

  在相貌上也同样如此。他生得仪表堂堂:高个子,长腿儿,臂膀结实,但并不胖。他面孔刚毅,天庭饱满,下巴长长的,还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虽然不能与电影明星媲美,但仍然为女人所喜爱。只是嘴巴——又小又薄,她可以想像到他性格冷酷,而加登先生却没有冷酷的气质。

  乍一看,他并不是一个女人看了一眼后还想再看的男人。他穿的裤子很旧,而且从来不熨——她倒是很想替他熨一熨,可是他从来没有那种要求。他总是穿着一件寒酸的雨衣,戴的是码头工人戴的平顶帽。他不蓄胡须,每两个星期理一次发,而且头发剪得很短。他似乎有意要给人以很不起眼的印象。

  他少了个女人,这一点无庸置疑。她有点儿纳闷:人们说有的男人男生女相,他是不是那种人呢?但是她很快就打消了这种念头。他需要个妻子,使他潇洒起来,使他富有志向。她需要个男人陪伴她,给她——给她——抚爱。

  可是他从来不主动。有时候她很伤心,真想放声叫喊。她肯定自己会讨人喜欢。这时候她又斟了酒,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她面孔娟美,一头金色鬈发,有某种男人想要的东西……想到这儿她不禁咯咯笑出声来。她一定有了几分醉意。

  她呷着酒,思考着是不是该由她来采取主动。费伯先生明摆着是害羞——非常羞怯。他不是那种没有性欲的人——他曾有两次看着她,当时她正穿着睡衣,从他那眼神里她能判断出这一点。或许她疯狂一点能使他克服羞怯心理。那么做,她会失去什么呢?她尽量设想最坏的后果,以及在那种情况下自己是什么滋味。假如他拒绝她,那么将是很尴尬——甚至很丢脸的,会打击她的自尊心。可是发生这样的事不会有第三个人知晓。他只会一走了之。

  一想到对方会拒绝,她便打消了整个念头。她慢慢站起身来,思忖着:我恰恰不是那种疯狂的女人。就寝的时间到了。她要是上了床,再喝点儿酒,就会入睡了。她带着酒瓶上了楼。

  她的卧室就在费伯先生的下面。她解衣上床,听到费伯的收音机传来小提琴演奏的乐曲。她穿上了一件新睡衣,粉红色,上面有绣花领口,可惜无人来欣赏!她斟了最后一杯酒,琢磨着费伯先生脱光了衣服会是什么样子:他的肚子可能很平坦,下面生着毛;由于他很苗条,一定能看到他的肋骨;他的屁股大概很小。她又咯咯地笑起来,心想:我真不要脸。

  她把酒带上了床,拿起书来,可是怎么也集中不了精力,一个字也看不下去。再说,对于那种不着边际的浪漫故事她已经有了厌恶情绪。如果你自己与丈夫情投意合,那么阅读冒险偷情的故事当然很妙,但是一个女人所需要的并不止这些。她呷了点儿酒,希望费伯先生关掉收音机。此刻她仿佛置身于茶点舞会上,要想入睡简直不可能。

  请他把收音机关掉吧,她当然可以那么做。她看一下床头钟,10点已经过了。她可以把那件与睡衣很相配的晨衣穿起来,稍稍整理一下头发,再穿上拖鞋——那双拖鞋非常精巧,上面还装饰着玫瑰花图案——就这样出其不意地往楼上跑,到了另一个楼梯口,好了,就这么敲他的门。他肯定会开门,说不定他还穿着裤子和背心,然后准会打量着她,那眼神正同他往日看她穿着睡衣去浴室时的一模一样……

  “真是个大笨蛋,”她自言自语,“你想到楼上去,不过是找个借口罢了。”

  接着,她又感到莫名其妙,她要找借口干什么?她已是成年人,房子是她自己的,10年来她都没遇到合适的男人。管他呢,她需要个强壮的男人抚摩她、压倒她,她要让他一个劲地喘气。因为说不定明天会有德国的毒气弹炸过来,他们都会在呛咳中挣扎,都会中毒死亡,那岂不白白丢失了最后一次机会。

  她把杯中酒一饮而尽,纵身下了床,穿上了晨衣,稍稍梳理了头发,套上了拖鞋。为了防止因收音机声音太响,他听不到敲门声,她把那一串钥匙也随身带上。

  楼梯口那儿没有人。在黑暗中她摸索着上了台阶。她本想跨越会发出咯吱响声的那一级,没想到一个踉跄,身子沉重地跌倒在松软的地毯上。但是似乎没有人听到,她继续往上走,敲了敲楼顶那扇房门。她敲得很轻。门已经锁了。

  收音机声音小了,费伯叫了一声:“是谁?”

  他声音很悦耳,不是伦敦方言,也不是外国人的腔调——什么都不是,完全是中性的,听起来令人很愉快。

  她答道:“同你说句话好吗?”

  他似乎在犹豫,过了一会才答道:“我已经脱了衣服了。”

  “我也是呀。”她咯咯笑着说,接着就用自己手中的房门钥匙开了门。

  他站在收音机前,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像是螺丝刀。他下身穿着裤子,上身赤条条的。他脸色苍白,像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

  她进了屋,随手关上门,一时不知怎么开口。突然间她想起了一部美国影片中的一行诗句,便说道:“请一位孤独的姑娘喝杯酒好吗?”说这种话真够蠢的,因为她明明知道他的卧室里没有酒,她显然也没有穿上要出门的衣装。不过这话听起来有种勾魂的力量。

  看来达到了意想的效果。他一声不吭,缓缓地往她那儿走。他果然有那种欲望。她向前移了一步,接着他就把她搂住。她闭着眼睛,仰起了脸。他吻她,她在他怀里微微扭动。突然间,她感到背部一阵可怕的剧痛,她疼痛难忍,张嘴呼叫。

  他先前已经听到楼梯上有人跌倒的响声。假如她能稍停片刻,他就来得及把发报机收到箱子里,把密码簿藏进抽屉里,也就没有必要置她于死地。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收藏这些证据,就听到了钥匙开锁的响声。等到她开了门,他手里已经准备了一把匕首。

  因为她在他怀里微微扭动,他第一刀没有刺中她的心脏,因此他只好用手指堵住她的喉咙,免得她大喊大叫。他又猛刺一刀,但是她身子还在扭动,刀刃刺中了一根肋骨,但刺得很浅,接着便鲜血四溅。他心里清楚这一次干得很不利索。大凡杀人,第一刀不能刺中,以后就不可能干净利落。

  由于她在竭力挣扎,很难一刀结果她的命。他一面用拇指紧紧扣着她的下巴,一面仍然用其他手指堵住她的嘴,把她往背后的门那边猛推,她的头撞在门板上,发出一阵阵沉重的响声。他后悔把收音机声音开得那么小,可是眼前的一切他哪儿会料到呢?

  他曾犹豫了片刻,然后才对她动手的。他本以为让她死在床上情况会好得多,因为那样比较容易掩藏——掩藏的办法他已经有所设想——但是那么做要花很长时间,会不会没有动静,他不敢肯定。现在,他把她的下巴紧紧扣住,让她的头仍然紧贴着门板。那是一把锥形匕首,他以宽大的弧形猛劈,结果劈掉的是大半个喉咙,因为匕首毕竟不是劈刀,而他想劈的目标也不是喉咙。

  他立刻向后退,免得那可怕的血液溅他一身,接着他又跨上前把她抓住,不让她跌倒在地。他把她往床上拖,尽量不去看她的脖子,终于把她安放在床上。

  他有杀人的经验,现在他在等待亲人以后的反应——他一感到平安无事,总会出现那种反应。他往拐角的洗涤槽那儿走,等待反应。他对着修面的小镜子,看到自己面色惨白,目光呆滞。他一面打量自己,一面思考着:杀人犯。就在这时他呕吐了。

  呕吐之后,他感觉好些了。现在可以着手处理后事。他明白该干些什么,甚至在行凶过程中他就做好了处理后事的细节安排。

  他洗了脸,漱了口,还清洗了面盆,然后坐在放收音机的桌子旁。他看着笔记本,找到电文,又开始发报。这份电报电文很长,是关于一支部队集结,开往芬兰的情报。先前只发了一半就被打断了。电文用密码写在本子上。电报发完了,结束语是:向威廉致敬。

  他动作迅速地收拾好发报机,装进一个特制的手提箱里,把其余的东西装在另一只箱子里。他将裤子脱下,用海绵擦净上面的血迹,然后把全身洗得干干净净。

  最后,他看着尸体。

  现在他能静下心来,对此事做一番思考。眼下是战争时期,他和她之间是敌人。他不杀掉她,她就会置他于死地。她的存在是一种危险。他现在惟一的感觉是完全轻松自在,因为危险已经消除。她本来就不该搅得他担惊受怕。

  但无论如何,他还得完成最后一个任务,一个令他作呕的任务。他把她的晨袍解开,卷起睡衣,一直卷到齐腰。她里面穿着衬裤,他撕扯开,看到了下身的须毛。可怜的女人,她仅仅是想勾引他。但是她出门时不发现发报机是不可能的。英国的宣传机器早就使得这些人对间谍有了警惕。不过那种警惕的程度也未免可笑。假如德国反间谍机关的间谍像报纸上宣传的那么多,英国早就输掉了战争。

  他身子后退,偏着头对她打量。什么地方出差错了。他尽量想像自己是个性欲狂:假如我疯狂地爱上像尤纳·加登这样的女人,把她杀了便可以对她随心所欲,那么杀了她以后我会干些什么?

  这类狂人当然想看看她的乳房。他欠下身来,抓起睡衣领口就撕,一直撕到了腰部,便看到两颗大乳房垂向两侧。

  法医很快会发现她没有遭到强奸。但是费伯认为这一点无关紧要。他在海德尔堡修过犯罪学,知道有许多强奸并不容易得手。再说,他作假也不愿到那种地步,即使为了祖国也不肯那么干。他没有加入党卫军。的确有些党卫军为了奸尸而排着队……他把那种念头撂在一边。

  他又洗洗手,把衣服穿起来。快到午夜了,他想等一个小时再离开。晚些走会更安全。

  他静心坐下来,认真思索着他怎么会出了差错。

  他出了错,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的隐蔽工作很完善,他就会完全平安无事;如果他平安无事,那么任何人也发现不了他的秘密。加登太太发现了他的秘密,或者说,她要是多活几秒钟就会发现。这就说明:他的隐蔽并非完善,他并非十分安全,他出了差错。

  房门该插上门销,他没有插;他给人的印象始终很腼腆,惹得房东太太敢于穿着睡衣用她掌握的那把钥匙开他的房门,偷偷溜进他的房问。

  这一类错误是看得见的,再往深处找,他根本不适合单身汉的身份。他想到这个问题时,心清颇为恼怒,而不是自负。他知道,像他这样的男人,不仅令人感到愉快,而且有吸引力,但他却过着单身的生活,这显然没有什么理由。接着,他就盘算起另外一种隐蔽方式,那种方式可以解释他是单身的原因,而不会引得加登太太一类的女人去勾引他。

  他本该能从自己的个性中找到答案。单身是事实,可这是为什么?他心中十分不安——他不想道出真情。答案很简单,他保持单身,这是职业上的理由。如果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他不想弄清楚。

  今天夜晚,他想在野外露宿,海格特树林那里倒挺合适。到了早晨,他就把箱子寄存在火车站的行李房。布莱克希思那里有他自己的房间,明天晚上他可以到那儿去。

  然后,他就以第二种身份露面。他几乎没有会被警方抓获的恐惧。在布莱克希思房间度周末的是个旅行推销员,杀死女房东的是个铁路职员,这两人迎然不同。布莱克希思的这位商人花钱如流水,崇尚浮华,系的是鲜艳的领带,梳的是另外一种式样的头发,还一杯又一杯地酗酒。警方要通缉的是个微不足道的变态小人,一方面对鹅都不敢啐一口,另一方面却是个色情狂。而这个生意人身穿条纹制服,仪表堂堂,谁也不会对他加以注意。那种情欲似火,为了看到女人的乳房就把女人杀死的歹徒,显然与他毫不相干。

  他还得设法弄到另外一种身份——在任何时候,他至少具备两种身份。他要有份新的工作,要弄到护照、身份证、定量供应本、出生证明这一类新的证件。这一切办起来都很危险。加登太太真该死,她为什么不像平常那样喝喝酒,醉醺醺地睡觉呢?

  深夜1点了,费伯对着房间四周最后扫了一眼。房间里处处都留下了他的指纹,对于走以后留下的许多线索,他并不担心。杀人凶手是谁,大家都心里有数。在这房间里住了两年,现在离开了,他也没有丝毫的惜别之情。他从来就没有把这儿当家看待,也没有把任何地方当家看待。

  但是他将永远记住这个地方,因为正是在这儿他懂得了:门要上插销。

  他熄了灯,提着箱子下了楼,消失在黑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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