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光照日月的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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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光照日月的大帝

  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冈。黄冈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又任黄州知府,再升任福建布政使。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多掠良民子女为奴。他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

  康熙十九年(1680年),升为直隶巡抚。上任后,严戒馈送长官。又迁两江总督。他自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称呼他为“于青菜”。在他的带动下,士绅们改绸缎为布衣,官宦出门轻车简从。仅仅数月,朴素之风大为流行。他过于劳累,死在任上。

  于成龙做官,不带家眷,十分俭朴。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就是说,于成龙的家中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做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

  康熙帝表彰清官,一则是为大小官员树立榜样,养成一代清廉的吏风;二则是借清官监督、揭发、打击贪官;三则是派几位好官,为百姓做点好事;四则是推行“仁爱”理念,为自己博得仁政的名声。但是,清官往往为上级所不喜欢,也普遍为同僚所不喜欢。清官必遭贪官的嫉恨,也必遭贪官的报复。像于成龙、格尔古德、彭鹏、张伯行等无一例外。然而,康熙帝之所以仁明,在于他能明察是非曲直,而不使廉吏灰心,能信任并保全清官,而遏制贪风日长。

  好学不倦

  过人的功业,因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因有过人的学习。“学习”二字,是解开康熙一生开创大业秘密的一把钥匙。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很是可怜。母亲重病时,小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小玄烨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一个年龄才9周岁的孩子,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应当说是人生幼年的最大不幸。他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人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忧患也激人奋进。幼年的忧患,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

  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会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着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60余种,2万余卷。

  康熙皇帝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体格强健、长于弓马。他也得过几场大病,使他很早留心医药学。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