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之死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他的死，不仅仅在于一个王朝不可逆转的灭亡，更在于一个可能忽略的事实：随着清王朝的入主中原，以一种野蛮落后的孔武粗陋接管一个文明熟透同时也是腐烂的国度，科技文化的因子受到严重窒息，人文精神的嫩芽受到百般摧残，领先世界两三千年的华夏文明几乎止住了脚步，开始落后于西方。

　　清末李鸿章曾有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名言为时人之首肯，但这个变局的序幕不是在咸丰、同治之年拉开，而应早在崇祯吊死媒山的1644年。崇祯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破产的封建中国与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分水岭，在它之后的中国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迎来的却是一个既往封建王朝的拷贝件，而紧随其后的康干盛世也不过是给我们演出了一场封建盛世的绝唱而已。

　　17世纪40年代的世界，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君主走向绝境——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树枝下丝带吊环里，另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断头台的铡刀下。而两人死后其民族的走向却是天壤之别。就是在这个年代以后，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没落明显加快，我们看到：世界的天平开始失衡……

　　对崇祯的死，包括不少史学家在内，众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结局。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国运已经明显不行，苦苦支撑仍力不从心，正如他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自然，同情崇祯的背后隐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没落的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