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宗的身世方面有很大的悲剧性。而同时，英宗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的一生极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也不乏某种悲剧因素。

　　土木堡被俘

　　英宗很早就得到命运的垂青，出生两个多月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有明一代年纪最小的皇储。父亲宣宗结婚十年没有子嗣，对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十分疼爱，并寄予厚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年仅9岁(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朱祁镇顺利登上皇位，年号正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不幸。而更可悲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产生了疑问。

　　英宗登基时，距朱元璋开基建国已有近70年的时间了。经过前面五位皇帝的经营，国家已经恢复稳定，经济得以复苏，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态势。特别是英宗的祖父、父亲仁、宣二宗继承洪武、永乐基业，又能勤政爱民，当时宇内承平，史称“仁宣之治”。英宗是明朝建国以来第一位幼年天子。即位之初，军政大事操持在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三杨手中。太皇太后张氏，是仁宗的皇后、宣宗的母亲、英宗的祖母，很有才智，在正统朝前期政治活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大事多禀裁决。当年宣宗病逝前担心英宗年纪幼小无法理政，特在遗诏中写下“大事白皇太后行”，这在明代遗诏中是少有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名相”。他们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因此在英宗亲政之前，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发展轨迹前进着。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三杨也先后淡出政治舞台，年幼的天子已经逐渐长大成人。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英宗最起码应当是个守成之君、太平天子，但在他亲政的几年内，却发生了一件对明朝历史影响极大、对英宗本人命运也影响极大的事件——土木堡之变，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落差。

　　而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过分宠信太监王振，对王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且英宗对王振礼遇甚隆。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这封敕书的感情是真挚的，英宗从小和王振在一起，王振又能替他处理冗杂的政务，使英宗对王振不仅信任，而且依赖。正统六年(1441)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照惯例，宦官不能参加。英宗时刻不忘王振，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还有一次，王振见工部侍郎王佑貌美而无须，便说：“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然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英宗又为什么这么信任王振呢?就因为他还是一个顽童时，一直由司礼太监王振陪他玩，从此他就被这位“王先生”牵着鼻子走。王振的权威，甚至比朱祁镇还要大，是英宗正统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可知王振是永乐时入宫，因有文化逐渐崭露头角。在英宗做太子时，王振就在身边。王振善权术，能察颜观色，深受英宗宠信，称其为“王先生”。英宗即位后，命掌司礼监。在明代，司礼监太监有“内相”之称，掌批红，权力很大，可与内阁分庭抗礼。

　　有人认为王振是明代第一个权阉，是明代宦官专权始作俑者。朱元璋建国伊始，规定内官不许习字，只供洒扫驱使。又令宦官不许干政，违者斩，并铸铁牌立于宫门之侧。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由于有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因此成祖朱棣信任宦官，允许读书习字，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有专权现象。王振的得宠，与其是东宫旧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因为“出入起居之际，音声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王振之后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