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果然有所作为。当国之初，他动作迅速地帮助皇帝完成了两个出尔反尔的重大转变：

　　第一个动作，是将元佑党人，也就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士彻底打进地狱。皇帝即位之初，曾经发布煌煌文告昭示天下，将以至正大公的胸怀，不偏不倚地对待变法与保守两派，以期利国利民。如今，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言犹在耳，事情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徽宗下达了一道禁止元佑年间所行法政的诏书，措辞的强硬与严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谦抑与温和。以此为开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整治保守派人士的元佑党案及其元佑党人碑。

　　蔡京为皇帝提供了一份元佑党名录，其中包括了以人品官声享誉当时、以文化成就震烁古今的司马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程颐、范纯仁等数百人。当年，章惇修理政敌时，曾经提议皇帝把司马光的坟刨开，鞭尸三百。如今蔡京虽没有那么粗野凶暴，但却更加阴柔老辣。他将锋芒直接指向这些政敌们生前身后所最珍视的部分：千秋名节、子孙后代的尊严，还有他们的现实生活。

　　徽宗皇帝以自己优雅高超的书法艺术，先后两次亲手书写元佑党人碑，分别刻于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并由书法艺术同样高超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刻立石碑，用以惩恶扬善。据说，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还能看到这种石碑。

　　从1102年到1104年，这种政治迫害运动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深度与广度：当时，这些被列入元佑党名录的人，大多已经故世，于是，迫害的锋芒主要指向他们的著述和子孙后代。

　　名列元佑党的许多人，是当代的学术泰斗或文坛领袖。这使禁绝销毁他们的著作成为当务之急。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号称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一句“春归何处?”曾经问得诗苑词坛一时间黯然失色。与苏东坡比较起来，这位影响巨大的诗人虽然只能屈居二流。但是禁绝销毁元佑党著述却是由他首当其冲。其起因相当猥琐无聊：

　　黄庭坚名列元佑人党籍之后，被贬黜到湖北。湖北转运判官陈举，很想借黄庭坚的文名抬高自己的身价。有一次在黄庭坚应邀撰写一块碑文时，陈举要求在碑文撰写人的落款上，把自己的名字添上去。黄庭坚拒绝了。于是，陈举便在碑文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一些词句，举报黄庭坚诽谤朝政。他有意将举报交到了副宰相赵挺之手中，原因是他知道赵挺之与黄庭坚不和。果然，赵挺之立即向宋徽宗报告。结果，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黄庭坚被进一步贬窜到岭南，并死在那里;另一方面，则是大举开始了禁绝销毁元佑党著述的运动。

　　为此，大艺术家徽宗皇帝发布了一系列诏书。他先是下令，天下碑、碣、榜、额，凡是苏东坡书写的要全部销毁;又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以及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攽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书的印版悉数焚毁;在蔡京的怂恿下，皇帝进一步下诏，焚毁苏轼的《东坡集》印版;毁掉司马光、范纯仁等人的画像。司马光的伟大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也在焚毁之列。

　　当时，负责销毁《资治通鉴》及其印版的是蔡京的弟弟蔡卞、林自等人。太学博士陈莹中知道消息后，特意在太学考试出题时，引用了徽宗的父亲宋神宗为该书写的序文。这位林自不学无术，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不知道神宗皇帝真的写过这篇序文，于是跑去向陈莹中兴师问罪：“神宗皇帝怎么可能写这篇东西?”陈莹中反问：“谁敢说这是假的?”林自含糊了，说：“即便是真的，也是神宗皇帝年幼时写的作文而已。”陈莹问他：“你的意思是说：天子的圣人之学不是得自天性，还有少年、成人之分?”这回，林自真的没脾气了，回去悄悄告诉蔡卞。蔡卞也不敢下手，密令太学将印版束之高阁，从此不敢再提销毁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