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地方政府机构实行州(府、军、监)、县二 级制(见府、州、军、监)。宋初沿袭唐制，将全国划 分为十多道。宋太宗时改道为路，路作为朝廷派出机构 的辖区，在州、县之上(见两宋路制)。宋神宗元丰八 年(1085)分为二十三路。北宋前期, 各路皆置转运使和 提点刑狱，有些路常置安抚使，各设官衙办事。安抚使 司俗称“帅司”，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主管 一路的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转运使司俗 称“漕司”，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兼 管司法和民政等。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主管一路 的司法，兼管财政等。宋神宗时，增设提举常平司，俗 称“仓司”，主管本路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 河渡、水利之事，南宋时与提举茶盐司合并，增管茶盐。 此外，又设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漕、仓、宪等 司总称监司。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

　　人心的教化

　　北宋的重建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制度上的完善，为了使天下人归心于新生的政权，宋朝的统治者可谓煞费苦心。

　　首先，在全社会大力提倡道德伦理，力求改变自五代以来已被逐渐淡化的道德观念。在宋人看来，唐是一个没有纲纪、不讲道德的朝代，唐朝的动乱与唐人“无君之心”相关。《邵氏见闻录》中记载的一件事情，很能反应宋朝统治者的这种心理：“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之事，盖坐而论道之意。艺(太)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由此可见，宋太祖希望以此立君臣之纲纪。在宋统治者的倡导下，“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了。

　　其次，为了防止宗亲乱政的现象在本朝重演，宋廷特别强调“以孝治天下”。除了立祖宗家法，在宗室子弟读书的地方“张《孝经》图，出入观览”外，还先后颁行了《宗室座右铭》、《宗室善恶宝戒》、《宗室六箴》等政策性文书，以在制度上对宗亲加以防范。此外，宋廷还采取“赋以重禄，别无职业”、“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实亡……”的方法，使宗亲“养以丰禄高爵，而不使招权擅事。”宋廷采取这些措施的作用是显著的，哲宗朝的宰相

　　吕大防就曾说过：“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第三，在大臣中倡导“忠义之气”。开国伊始，宋太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并制定了一条“誓不斩大臣、言官”的基本国策。太祖在防范宗亲的同时，却将分权体制下的文臣视为赵宋王朝的依托，太祖就曾对群臣说过：“天下朕与卿等共治之”。而宋朝的大臣也常以天下为己任，如，赵普为相时，“刚毅果断，未有其比”，他几次上书要求起用某官，却始终被太祖驳回，甚至将其奏章撕毁，负气道：“朕坚决不予升，你能如何”，赵普的回答也很坚决：“刑赏是天下共有的，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刑赏，岂能一人专有”，最后太祖只得应允;范仲淹曾因为请求太后归政以及针砭时弊而“三黜三光”，但他却因此而名动天下，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更是其真实人格的写照;唐介在谏疏仁宗，阻止他任用外戚时声称：“臣忠义愤激，虽鼎镬不避，敢辞贬窜。”这样例子在宋朝很多，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中记载，绍兴年间，国势艰难之日而高宗的苟安政策，使群情激奋，有朝臣甚至宣称：“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天下也!”这恐怕是与现代的天下观最为接近的早期言论了。

　　正是因为国家有制度，朝中有敢言之臣，再加之道德舆论的压力，才使得皇亲国戚有所顾忌和约束，如，刘太后在方仲弓“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时，迫于舆情不得不道：“吾不作此负祖宗之事”等，这些都是“制止得其道”、有制度可依的使然，而绝非一二忠臣的人力所能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