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引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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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引起的战争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 年),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因为鸦片贸易而引起的战争,史书上称它为“鸦片战争”。

  中国古代,是把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用量十分微小。到17 世纪初,台湾有人开始把鸦片和烟草混合起来作镇痛药使用,由于长期服用这种镇痛药,有的人就成了瘾,再也离不开鸦片了。后来,这种镇痛药也传到了东南沿海一带,不过,总的来说,当时服食鸦片的人是非常少的。

  鸦片在中国大肆泛滥,完全是因为英国有意识地向中国倾销鸦片。英国这样做,是为了用鸦片来换取中国的白银、茶叶和其它商品。

  世人皆知,茶叶本是中国的特产。16 世纪初,西方的海员和传教士把茶传到欧洲,最初是在药店当作贵重药品出售的;然而饮茶习惯却很快普及开来,特别是在英国,到19 世纪初,饮茶已成为英国人普遍的习惯,茶的需要量急剧上升。

  可是,当时英国人却没有合适的商品同中国交换茶叶。虽然英国的羊毛织品可以大量出口,但中国人却不习惯穿这种衣服:至于钟表和望远镜之类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只有皇帝、官僚和大富翁才会使用,所以需要量也不大。因此,英国不得不用大量的白银来购买中国的茶叶。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的财富不断增加,而英国财富却减少了。

  中国的清政府对此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他们一向认为,中国物产丰富,没有什么需要求助于洋人的;不过为了照顾洋人,才赏一点东西给他们。

  然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却对这种资金大量外流感到了威胁。他们要想办法把流入中国的白银再挖回去!

  英国人找到的是一种毒品——鸦片。

  特别是到了18 世纪后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量种植鸦片后,向中国输出的鸦片,开始成百倍地增长,从乾隆年问的每年二百箱,发展到嘉庆年间的三四千箱。道光五年(1825 年),已达到九千多箱,道光九年(1829 年)达一万四千多箱,道光十三年(1833 年)超过二万箱,道光十八年(1838 年)高达二万八千多箱!如果再加上其它西方国家倾销的鸦片,总数大约在四万箱以上!

  当时,鸦片一般都装在一种像垒球大小的球体中,球体的外壳是用下等鸦片汁熬成的,一种像硬橡胶样的物质。每个球体重3 斤,一箱装40 个鸦片球,即120 斤,售价是七八百银元。这样,道光十八年,中国为购买鸦片付出的银元,高达二千万元以上。那时,中国最大量的出口商品是茶叶,每年出口茶叶收入约二千万元;进口商品主要是棉花,每年进口棉花支出约一千万元。如果再支付二千万元的鸦片款,则中国每年的银元外流就高达一千万元以上!

  更为严重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吸上鸦片,就难以戒除:吸食的结果是麻痹人的神经,使人的体质越来越弱。据估计,当时四亿中国人中,吸鸦片烟的至少有百分之一;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更高于这个比例!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变成一个鸦片烟鬼的国家,再没有人种田、做工、打仗..中华民族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反对英国对中国倾销鸦片的罪恶行径。许多人向皇帝上书,要求禁止鸦片贸易,严禁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对国内贩卖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对吸鸦片的人处以流放的惩罚。

  中国政府对于鸦片,一直是严格禁止的。清朝的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多次发布过严惩鸦片交易和吸食鸦片的命令。然而,好像是对这些禁令的嘲弄,鸦片涌入中国的数量却有增无减!这其中的奥秘,在于鸦片并不通过正常渠道买卖,完全是一种走私活动;而腐败的清朝地方官员、缉私人员,在收受贿赂后,对这种走私活动居然给予保护!

  当时,中国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只允许在广州一个城市,同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在广州城西约200 米的西关一带,修建了一个外国人居住区,这里有十二座西洋式建筑物,中国人称为“夷馆”,实际上是各国的商行。其中最大的商行是英国的查顿·马地臣商行和颠地洋行。除了美国的一家商行外,所有的商行都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它们不敢公开地把鸦片弄到店堂里卖,因为那样随时可能被查获没收,商人也会遭到驱逐。西方商人想出的办法,是建造一种“趸船”,作为海上仓库,专门存放鸦片。这种怪模怪样的船长年停泊在香港和虎门之间的伶仃岛附近。在洋行里买卖的则是提货单。买下提货单的走私商人,必须自己到“趸船”上去提货。为了不让清政府的巡逻船抓住,他们专门雇佣一种“快鞋船”,这种船挂着三张帆,左右有50 支划桨,船员有100 人,船侧张着铁丝网,用来防御炮火。这种船速度非常快,据说“来往如飞”。不过,真正让巡逻船追不上“快鞋船”的,还是走私商人的贿赂,他们同缉私官员约定,提交走私鸦片的百分之二给缉私官员。这些官员把一半揣入自己腰包,另一半上缴作为自己缉私功绩!

  在这种腐败的制度下,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狂。道光年间,鸦片商人为了获取更大利润,竟然收买官员向皇帝上书,要求不再禁止鸦片贸易,让他们的罪恶勾当能公开化、合法化。

  这种论调当即引起了正直官员们的批驳。一位叫黄爵滋的鸿胪寺卿,也就是掌管朝廷典礼机构的长官,他的奏文写得最好,不但列举了鸦片贸易的种种危害,而且提出了果断、具体的措施,要求把吸食鸦片的人处以死刑。

  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人敢吸,自然不会有人再卖,外国人的鸦片自然不会再流入中国,中国的白银也就不会再流向国外。

  道光皇帝被这篇奏文打动了,命人把它抄写了多份,分送给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征求他们的意见,打算把提出意见最好的人派往广东,作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烟工作。

  然而,在全国二十多位总督、巡抚。将军中,完全赞同黄爵滋意见的只有四个人,即: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河南巡抚桂良。其它人虽然也表示应该严禁鸦片,但认为对吸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太过分了。

  道光皇帝选中湖广总督林则徐担当禁绝鸦片的大任。

  这一回,道光皇帝是发了狠心的。他亲自处分了一批吸鸦片的皇亲国戚,并且严令各省切实惩办鸦片犯人。地方长官慌忙开始抓捕鸦片犯。那时吸鸦片是半公开的,抓起来并不困难;于是地方官正好又营私舞弊,只把没有后台又无钱行贿的人抓来交差,真正的鸦片“大户”却逃脱了惩治。

  道光十八年(1838 年)11 月10 日,林则徐到达北京郊外长辛店,第二天就参见皇帝。皇帝特许他坐在毡垫上,同他讨论了一个半小时。次日,皇帝又召见林则徐,两人讨论一个小时。11 月14 日,皇帝宣布特许林则徐在紫禁城中骑马,这是十分难得的恩宠,由此可见皇帝对林则徐的信任程度。

  一连八天,皇帝天天召见林则徐,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两人交谈的结果,使道光皇帝十分振奋。他对自己选中林则徐这一点十分得意。最后,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并要求广东的海军也归林则徐指挥。

  11 月23 日,林则徐离开北京去广州。但是,他并没有被皇帝的特别恩宠冲昏头脑,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前途是十分艰难的,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等朝廷重臣,对严禁鸦片的冷淡态度,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在给好朋友龚自珍的信中,林则徐含蓄地透露了一点信息。

  同时,他也知道,广州的官员大多同鸦片走私有牵连,他去广州,很可能会孤立甚至遭到谋害;再说,英国人武器精良、兵船坚固,也不是好对付的..但是林则徐决心为严禁鸦片作一次拼搏。

  道光十九年(1839 年)的正月,林则徐到达江西境内,便派信使向广东布政使和按察使发出重要命令,要他们立即逮捕一批走私鸦片的罪犯。尽管列入逮捕名单中的17 人大多是下级官吏和士兵,但逮捕活动显然造成了很大影响,达到了林则徐先声夺人的目的。

  半个月后,林则徐到达广州,住在越华书院里。越华书院是主张禁烟的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林则徐在这里接触了许多人,听取了许多重要意见。

  九天以后,林则徐发布了两道命令。一道是给中国买办公行的,限他们在三天之内,通知督促外国商人出具汉文、外文保证书各一份,表示从今以后永不走私鸦片,否则人犯处死刑,货物没收;如果办不到,则证明这些中国买办一贯与洋人串通,将从中挑出罪行最严重的处死并没收财产。另一道是给外国商人的,谴责他们把本国不吸食的鸦片大量走私到中国来,“骗人财而害人命”;并通知他们,清政府已决心根除鸦片,凡贩卖鸦片,开烟馆以至吸鸦片的人,都要处以死刑;同时要求他们交出趸船上的全部鸦片。

  鸦片战争的导火索,由此点燃。战争的危机一步步迫近。

  当时,中国和西方各国,没有外交关系。因为清政府认为,只有中国是“天朝”,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同中国平起平坐,所以当然不能有平等的外交关系。这样,清政府也就无法直接同外国人打交道,它的办法是一切通过买办公行,由当时的公行总商伍绍荣去同外国商人打交道。这种不正常状态,在平时做生意,公行由于可以垄断对外贸易,大有好处;但碰上这种外交纠纷,要去充当使节,命令外国商人交出全部鸦片,并且保证永不走私鸦片,这样的重任,对实际上没有外交使节职权的公行,就大伤脑筋了。

  外国商人把林则徐的要求,当成索取贿赂的手段,根本不予理睬。三天的限期过去了。伍绍荣没拿到一份保证书;但是洋人们决定给钦差大臣一点“面子”,于是同意交出1037 箱鸦片,企图蒙混过关。

  林则徐不吃这一套,下令逮捕最大的两个英国商人查顿和颠地,因为他们多年来大规模地进行鸦片走私活动。可是查顿已在五天前回英国去了,逮捕的目标便只剩下了颠地。逮捕令当然也是下达给公行的,然而公行却不敢照样向外商传达,他们将逮捕令改头换面,说成是钦差大臣招颠地进广州城。

  外商方面认为颠地进城会有危险,拒绝了这个命令。

  当时英国驻中国的商务监督是海军大校义律。他本来住在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澳门,这时匆匆赶到广州“夷馆”。义律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给公行,表示他可以陪颠地一起进广州。但要林则徐出具正式文书,保证他们二人不受隔离。

  消息传到林则徐那里,却促使林则徐采取了下一个步骤。他本已打算派兵围困“夷馆”,只因义律这个外商首脑不在夷馆内。才延缓了几天。于是,他当即下令,派了千余名士兵包围“夷馆”;对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实行“封舱”,禁止他们装卸货物;不许他们雇佣中国工匠、船员,不许他们租用中国船只和房屋, “夷馆”中的买办和雇佣人员要全部撤出..“夷馆”中的存粮和储水都很少。48 小时之后,义律屈服了。他保证交出英国商人所有的鸦片,共二万多箱,按销售价格计算约值一千五百万银元。

  林则徐每收到一箱鸦片,便给予五斤茶叶作为嘉奖;共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把这批鸦片完全接收过来。

  根据道光皇帝的命令,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上销毁这一大批鸦片。

  林则徐研究过鸦片的性质,知道用火烧的办法,还不能彻底销毁鸦片,熔化的鸦片会渗入土中,把土挖起来熬,还可以再制成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鸦片。最能破坏鸦片成份的是盐和石灰。所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稍高的地方,挖了两个五十米见方的池子,四周钉上木板,池底铺上石块,以防鸦片渗漏;然后引进海水,把鸦片球切成四半,扔进海水池中浸泡半天后,再加进生石灰;石灰溶于水时会产生大量热量,把池中的水都煮得沸腾了;许多民夫站在池边和跳板上,用长木棒搅和,使鸦片完全溶解;到海水退潮的时候,再把溶解分化的鸦片水放进海中。这样一直用二十天时间,才把二万多箱鸦片全部销毁。

  林则徐和广东的高级官员,每天都到海滩上去监督,以防有人从中捣鬼。

  这时,义律和英国商人为了表示他们的抗议,全部退出广州,好像要同中国断绝贸易往来。但是美国和其它外国商人拒绝参加英国人的抗议活动,所以许多英国商人暗地里还在通过别国商人同中国做生意。而且,中国根本没有注意到英国商人的这种抗议表示,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提倡自给自足,一向不重视商业;按照皇帝的意思,同外国人做生意本是“照顾”外国人的,英国人来不来做生意,并不放在心上。

  严重的危机来自清政府内部。尽管道光皇帝积极主张禁烟,但不少大臣却用各种方法软磨硬抗,破坏禁烟,反对对吸食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其实林则徐并没有说立刻把吸食鸦片的人都处死,而是给他们一个戒烟改过的期限,过了期限仍不改悔的人才处死,实际上是以死刑威逼吸鸦片的人尽快戒烟。直隶总督琦善却向皇帝提意见,故意夸大其词,说吸鸦片的人至少有几十万,一起杀掉,势必引起他们反抗和暴乱,甚至会导致清政府的倒台。在制定具体的“禁烟章程”时,他们把禁烟完全交给官府去办;其结果,腐败的官府往往把严格的禁令变成一纸空文;何况有的官员自己就是鸦片鬼!

  广州的形势却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鸦片虽已销毁,但义律禁止英国商人在永不走私鸦片的保证书上签字。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道光十九年(1839 年)5 月27 日,五个英国水手在一个叫尖沙嘴的渔村酗酒,然后抢劫了一所庙宇,并且杀害了一位叫林维喜的中国村民。

  林则徐当即要求在澳门的义律交出杀人凶手。义律却借口不知道谁是杀人凶手,拒绝了林则徐的要求。林则徐当即指出,事件发生后,义律曾两次到尖沙嘴查讯,如果还不知道凶手是谁,那么这个义律就连木偶都不如了,还当什么官?如果查出犯人而不处理,是包庇罪犯,也就犯了同罪犯一样的罪!面对义律的蛮横态度,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禁止向澳门的英国人提供食物,并命令中国的买办和民夫退出英国商馆。当时的澳门,虽然有葡萄牙派驻的总督,但也还有清政府派驻的地方官,所以林则徐的命令得到有效的执行。五十天后,义律和英国商人不得不撤出澳门,住到商船上。义律再一次用信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五小时后,英国军舰 “窝拉宜”号及武装的英国商船朝中国海军在九龙的兵船开火,打死中国士兵二人。在中国海军的还击中,英军有四人负伤。

  到这时为止,林则徐仍然表示,只要英国商人签署不走私鸦片的保证书,并交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他们随时可以回到广州做生意。新从孟买运棉花来广州的英国商船“汤姆士·葛”号偷偷地在保证书上签字后,就顺利地进入广州,卖掉了所载的棉花,买到了所需的货物。但是,当运大米来的英国商船“罗伊娅·撒克逊” 号也打算这样做时,却遭到义律的阻挠。

  道光十九年11 月3 日,英国军舰“窝拉宜”号和“海阿新”号在川鼻海面与中国海军发生激烈战斗。中国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督战,经过两小时的恶战,英舰“窝拉宜”号受伤退走。但中国海军参战的29 只兵船几乎全部受伤。

  鸦片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

  第二天,英国武装船队又向中国官涌要塞开炮,此后接连袭击中国的炮台、要塞,但大规模的海战没有再发生。义律在等待援军。林则徐也在巩固充实沿海的要塞、炮台和兵船。

  在他们的背后,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皇的态度也都非常强硬。都希望通过战争达到自己的目的。

  1840 年2 月,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向中国派兵。清道光二十年正月,又有16 艘军舰和武装商船先后开到中国海面。

  英国人采用了一个狡猾的战略。他们知道,林则徐已把广东的防务搞得比沿海任何地方都要坚固,所以英国军舰只对广州进行军事封锁,主力却继续北上,攻击中国沿海其它港口。

  道光二十年6 月,英国舰队到达浙江定海,勒令定海炮台的中国守军在6 月6 日前投降。尽管定海炮台装备陈旧,战斗准备极不充分,二千名守军几乎是赤手空拳,但中国官兵誓死不投降。结果,定海总兵张朝发受伤后死去,知县姚怀祥在定海失守后投水自杀。

  英国舰队继续北上,向天津进发。舰队的总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乔治·义律少将,是商务监督官义律大校的堂兄。这支舰队一到天津附近的海面,就在北京城里引起了极大恐慌。道光皇帝和文武百官,本来以为鸦片问题只是广东的事情,没想到竟闹到自己眼皮底下来了!

  天津属直隶管辖,而直隶总督琦善和军机大臣穆彰阿正是朝中保守派的头目,他们对林则徐的禁烟一向持反对态度。现在,琦善不得不去同英国侵略者打交道了。

  英国方面递交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信中要求赔偿林则徐在广东没收、销毁的鸦片价款:对英国商务监督官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侮辱他的行为;指定沿海若干岛屿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经商的场所;偿还中国公行欠英国商人的全部债务,如此等等。

  琦善一味推托,说:“这是在广东发生的事情,还是在广东谈判吧!”

  最后双方终于商定,把谈判的地点改到广东。

  道光皇帝改变了原来的强硬立场,转而斥责林则徐禁烟“办理不善”,将他免职。

  琦善成为广东中英谈判的中方代表。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一到广东,就把林则徐过去所采取的措施全部推翻。他解散了林则徐和关天培苦心组织起来的海军志愿兵,还彻底清除了漂浮在水面上阻碍英国军舰进攻用的船笺。他把大部份军队撤退到广州城附近,留在虎门等要塞的军队仅剩二千人。

  然而不管琦善怎么讨好英国人,英国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仍然十分苛刻,实际上要求中国无条件投降。除了提出开放天津以外,又要求在福建、浙江、江苏,直隶等省,为英国人开放六处以上的贸易商港,并要求割让领土。

  这些条件,连琦善都不敢轻易答应,尤其是割让领土一条,琦善居然为英国人谋划,提出可“暗割”,而不要“明割”实质上是割让,但不要写在正式条约上,这样就可以瞒住皇帝而获得批准。然而英国人不领他的情,坚持要正式写入条约文件。琦善都不敢把英国人的蛮横要求全部如实地向皇帝汇报,他含含糊糊的向皇帝报告,说英国人要求在广州之外,再开放福州、厦门两个通商口岸;并说英国人曾要求割让香港,已被他拒绝。

  这时,英国舰队已离开天津,返回广东沿海。道光皇帝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就连琦善报告上来的条件,都感到大为愤怒,他大笔一挥,批了八个字:“愤恨已极,无可再谕”。意思是像英国这样的“蛮夷”,竟提出如此让人愤恨己极的条件,简直没办法再教导他们了!

  谈判至此破裂。

  道光二十年(1840 年)12 月5 日,英军以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为借口,突然发起军事攻击,目标是虎门要塞第一关口水道的两个阵地:东边的沙角和西边的大角岛。由于岛上原有的二千守军,被琦善削减为六百人,根本抵挡不住英军的炮火和近一千五百人的登陆军队的猛攻,两处阵地先后失守,沙角指挥官陈连升副将阵亡,阵亡的官兵近三百人!

  琦善慌了手脚,连忙在口头上全部接受英国方面提出的条件。英军这才停止了进攻。然而条约的正式签字,必须报经皇帝批准。琦善当然知道皇帝不会批准,于是一再拖延正式签约的时间。英军决定再次施加军事压力,向水师提督关天培所在的靖远炮台发动进攻。同样由于琦善的削减,靖远炮台的守军只剩下二百人。关天培亲自督战,在战斗中,关天培曾向琦善求援,然而琦善置之不理,最后,关天培以身殉职。

  但是,琦善私下答应英国方面条件的事,终于被皇帝发现。道光皇帝大怒,又将琦善撤职,改派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和杨芳到广州来处理善后事宜。

  杨芳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勇将,20 年前就担任过直隶总督。然而他对现代科学一窍不通,听说英军的炮击十分准确,他就认定英军中有会使妖术的人,而破除“外夷妖术”的法宝是妇女的尿桶,只要将尿桶正冲着敌舰就行了。

  所以杨芳到达广州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妇女的尿桶,越多越好。在这样的将军指挥下,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5 月24 日,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英军选中这一天再次发动进攻,在广州登陆,占领了城西的外国人居住区。

  广州城危在旦夕。

  奕山慌忙派出代表,与英军签订了“广东和约”,宣布无条件投降,四万多清军不战就退出广州,并且付给英军六百万元“赎城费”,以换取英军不进攻广州的保证!然而奕山在向皇帝汇报时,却谎称因为广东天气炎热,士兵病倒甚多,才移驻广州城十里外的白云山,以便居高临下控制广州..登陆的英军到处烧杀抢掠,残害中国百姓。清军不战而退,更激怒了中国百姓。广州三元里的二万名居民挺身而出,打起了“平英团”的大旗。他们用锄头、铁锹、木棍为武器,奋不顾身地包围了一千多英军。恰巧当时天下暴雨,英军的火药枪被淋湿后无法击发,所以冲不出重围。义律忙向广州知府告急。广州知府余保纯竭力劝中国百姓放走被包围的英军。劝说无效后,无耻的余保纯居然威胁“平英团”说,如果不放走英军,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将由三元里的百姓负担!结果“平英团”被迫放走被围困的英军。

  正在这时,英国方面又发生了变化。英政府还嫌义律不够强硬,改派了亨利·璞鼎查为特命全权大使,来代替义律。

  亨利·璞鼎查一到广州,就命令英军舰队再次北上,占领舟山群岛。于是厦门、定海、镇海等地相继失陷。五月初,英军攻陷长江口的吴淤要塞,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上海守军在两江总督牛鉴率领下仓皇逃走。英国舰队溯长江而上,六月初又攻占镇江,进逼南京。

  北京的清朝君臣再次陷入慌乱之中。道光皇帝的强硬立场彻底崩溃,匆匆派伊里布到南京与英军议和。英军提出的条件,皇帝也一概应允。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8 月29 日,中国和英国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

  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保证偿付没收的鸦片价款600 万元、公行负债300 万元和英军远征费用1200 万元,合计2100 万元;在广州已交付的600 万元还不计算在内。

  历时两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从此,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