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出任都督后，还改变了起义队伍群龙无首的局面，使起义群众有了依靠，有了内聚力的核心，从而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由于黎有威望，因此他的行动引起了广大民众和军队的关注和支持。在没选出都督前，众人集中咨议局，一筹莫展，各标、营纷纷探问，消息沉闷;而黎当选后的情景是：“午后则见武昌城内外遍贴湖北都督黎元洪布告，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人心为之大定。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着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5页。)

　　(二)黎出任都督，可以使汉族官绅、军界附和起义，从而减少了起义的对立面黎元洪上台本身就给汉族官绅、军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以原清军协统的身份出任新政权的都督，自然成为旧人物竞相效尤的对象。黎的名望在军中具有较大的号召力。他不仅军阶高，有威望，而且与部属关系密切。他儿子回忆说：“我父与部下比较接近”，“与士兵关系较好。”(黎重光：《我父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所以，“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熊秉坤：《辛亥武昌首义亲历记》，《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革命党人章太炎在《黎公碑》文中写道：“军政府初立，纲纪未具，将校入谒，语人人异端，不合，或抵掌捶书案;然皆以公厚重知兵，无敢轻动摇者，故军政虽纷，纪律未尝乱。”(张义痴：《湖北革命知之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854)，第293页。)当地的大小官绅，得到黎出任都督发布的电文后，立即表示附和起义，“各县士绅俱出而负地方治安之责。所以全省帖然，内顾无忧，军政府得专心致力于战事矣。”(张义痴：《湖北革命知之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854)，第292页。)由于黎的名望的号召，大量的官僚、军人附和起义，大大减少了起义的阻力。尽管这些旧人物涌进革命阵营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是当革命还处在摇篮之中，还无力“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候，能否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扩大同盟队伍，就成为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砝码。从这个意义来看，其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