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采取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光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同上)，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初学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同上书，卷二九)。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复社记略》卷一)。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