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前的挑战可以说是要揭掉各自神秘的面纱，不过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20年来在跟一个美国使节第一次会谈时，就说恢复友谊是发展两国新关系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一点他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就已经说过。

　　3个月后，我第二次去中国时，周恩来欢迎我们的态度就好像两国的友谊已经根深蒂固了一样。他说：“说起来这只是第二次会谈，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对你们讲了。你和(温斯顿·)洛德先生对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戴安娜·)马修斯小姐和我们的新朋友(指我的军事助手乔恩·豪)不大清楚。你们可能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三头六臂吧?但是，瞧，我和你们一样，是个可以与之理论并坦诚交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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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之所以幸存是因为没有他不行，从根本上说也因为他的忠心-有人就批评他忠心过度。如今似乎风浪已过、彼岸在望，他也被剥夺了实权。他并没有像邓小平在十年以前那样与毛泽东的政策相左。凡跟他打过交道的美国人也没发现他有任何背离毛泽东讲话的地方(再说，主席似乎也通过每晚阅读会议记录在跟踪会议)。不错，周恩来是对美国代表团礼遇有加-虽然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这也是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必不可少的，是中国艰难的安全局势所必需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做是为便利中国当时之所需，而不是惧于我或任何其他美方个人所作的退让。

　　周恩来或许开始认为与美国的关系乃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则以为是阶段性战术，这也不无可能。周恩来或许认为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只有结束孤立，真正成为国际秩序的一员才能实现振兴，但这也是我凭借周恩来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的言谈话语作的臆测。我们的对话从未到达个人间交谈的程度。周恩来的有些继任者往往在提到他的时候称他为“你的朋友周恩来”，尽管他们只是字面上这样说——即便略带讥讽——我也认为这是我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