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两个月，暑假的一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张铺着凉席的床上，光着脚丫。糖罐子里的糖都快吃完了，他还没有回来。他是那个下午走的。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还有一样东西，易常常望着它发呆。那是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留着长发。我问过他，他说是家乡的媳妇。两个人似乎没有见过几次面就结婚了。然后，他就来了台湾。他说得很平静，然后转过身去把床垫翻过来给我看，藏着一叠叠扎好的十元大钞。他说很快他就会回去，到时再和她过好日子……对当时的我，这种话题没多大意思。多年后，我常在香港机场转机时，看见那些老荣民身上背着一包包的东西准备回乡，脸上有着疲惫和期盼。我会很感伤，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易在我家服务了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说是“无怨无悔”，但牺牲奉献的概念是他教给我的。时代耽误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许唯有这种阴差阳错，能向我们展示极致的忠诚和美。易出殡的那一天，我们全家带孝，公公带着全体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头。他是家仆、是书童、是副官、是管家、是保姆、是大厨，是我永远的亲人和老师。也许我有幸，哪辈子也能当上他的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