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哈的一声笑了出来，说：你知道我欠了多少钱。15万够干什么?

　　父亲说：“够干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你不能这样活着。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儿子，你给我活得有志气点……”

　　我打断他说：你别再用这句自欺欺人了。你在部队里混了10年被劝退，在家里，你连我妈也留不住。我呢，结个婚还要住丈母娘的房子。你是军人怎么了?也不能改变你是失败的人!

　　最后，父亲用拳头结束了这场对话。那一年，他六十有二。可是10年的兵不是白当的，他依然强悍地把我按在地上暴打了一顿。那天他走的时候，把存折摔在我脸上说：“真对不起啊，你有个失败的爹。可你也有儿子呢，麻烦你别活得像你爹那么失败。”

　　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来上海，也是他最后一次揍我。我躺在地上，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可我心里，却舒坦了。

　　4

　　我申请了破产，用父亲的钱，还了一些非还不可的债。2009年，也许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但我还是挺过来，找了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只是我与父亲的联系变得更少了，或许是因为我们揭了彼此的伤疤。偶尔，他打电话来，也是想听听孙子的声音，和我几乎无话。

　　2010年年末，我接到了一位远房姑姑的电话。她的小女儿要来上海考上戏，来询问情况。末了，她说：“少军啊，有空回去看看你爸。”

　　我问她父亲怎么了。她说：“你就回去看看他。他想你想得厉害，又嘴硬的不会说。”

　　于是春节长假，我一个人回了鞍山。这么久不回去，印象中的小城，变得太多了，许多小区都翻建了新的房子，不过我家的那幢老楼还在。我敲开门，才知道已经易主了，房子几年前就卖了。我顿时知道了当初那15万是哪儿来的。老邻居告诉我说，父亲在我小学门口，开了家小卖部。我找过去的时候，已经傍晚了。是间极简陋的门面房，陈旧的柜台里堆着文具玩具，后面拉着布帘，摆着一张行军床。房间里生了炉子，他在一旁，翻炒着一锅的土豆白菜。昏黄的光线下，额头眼角的皱纹，显得格外的深。我从没想过，他竟老得这样仓促，躬身的样子已经像个老人了。我出声叫他，他讷讷地望着我，半晌不说话。

　　我说：爸，是我，回来看你来了。

　　他这才走过来，捶着我肩膀，老泪纵横。他真的老了，从来不掉泪的他，却在我面前哭了。而我站在他身边，一直在悄悄打量着这家小店。我真想不出，在这个四面透风的小屋里，他是怎样熬过北方寒冷的冬天。

　　那天晚上，父亲翻出瓶战友送他的好酒喝得酩酊大醉。我和他挤在那张行军床上，惴惴地睡不着。他满是硬茧的手，始终拉着我不放，好像一松开，就会消失不见。

　　三个月后，父亲突然过世了。然而这个“突然”只是对我而言。其实他早在2007年就查出了肝癌。但他选择了一套最经济、最超前的治疗方案——气功疗法。医生说，他基本算是个奇迹。

　　5

　　九月的时候，我和小婷在家里看了部获奖的片子，叫《钢的琴》。5岁的儿子，也跟着懵懵懂懂地看完了。影片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东北老城，下岗工人陈桂林给女儿造钢琴的故事。那些熟悉而败旧的画面让我感动。跑字幕的时候，儿子问我这片子什么意思?我说讲的是父爱。

　　儿子问：“那个女儿跟着她有钱的妈妈不是更好吗?她爸让她弹那个破琴，是爱她吗?”

　　我无言以对。

　　其实，到底要怎样定义父爱呢?我想，就是那种明知作用不大，却仍拼尽全力的执着和勇气吧。只是，在这个“拼爹”的年代，我不知道自己这个被物质教化大的儿子，能否明白。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未来，究竟要怎样去爱他。

　　从鞍山市区到千山旅游区的路上，有个叫双龙山的墓园。我把父亲葬在了那里，很简单的黑色墓碑，镶着他英气勃发的照片，背面我请工匠刻了两行碑文——

　　他是永远不退伍的军人。

　　他是成功而伟大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