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大学毕业，爸爸去沈阳火车站接我。从浪漫的校园里，从光辉的名著里，从对姑娘们的暗恋里，我又回到了破败的铁西区，几口人拥挤在一起的小平房。爸爸抱怨当初我不听他的话，学文学，结果工作也找不到。于是，他带着我去给校长送礼。这时，我看到他卑微的另一面，见了宛若知识分子的校长，点头哈腰，大气也不敢喘，把装了1000元的信封和酒塞入人手里，拉起我，诚惶诚恐地走了。回家，还念叨着，校长是辽宁大学毕业的。后来，中间人告诉我们，没戏。我爸爸毕竟是工人阶级，有觉悟，一听不好使，就去校长家，把钱要了回来。

　　对于家乡的失望，让我们越走越远，然而父母老了，他们只能在身后，踉跄着唠叨些盼望和祝福。BP机出来了，手机出来了，电脑出来了，他们无视这一切，还专注地天天看着电视，用座机给远方的儿子打长途电话，害怕电话费昂贵，又匆匆地挂断。有一年，我在异乡，接到了爸爸的一封来信，他很当真地告诉我，知道我在写文章，他想提供给我一个故事。说我们老家，山上本来有一大片果园，最近都被人砍了。故事完了，他问我，这件事能写成一篇好文章吗?

　　还有一次，爸爸来电话，说身体不好，让我赶快回一趟家。等我回家一看，他啥事也没有。他神秘地告诉我，给我找了个媳妇，马上要见面。原来，我家出租了一间房给一个在澡堂里工作的姑娘，不久前，她妹妹从老家来了，也想进澡堂上班。我爸就动了心，偏要撮合一下，那姑娘碍于住在我家，不好推辞，就说先见见面。这下，我爸当真了，千里迢迢，把我召回。

　　我说，我没兴趣，他就瞪眼了，那你还想找个大学生呀?怕他生气，我只能答应见见，小姑娘刚从澡堂下班，就过来了，房间里就我们俩，她问我，在北京干啥，我说，卖唱。她说，那有空去北京找你，那边的澡堂子怎么样?我不知道她具体想知道的是啥，就囫囵着说，大概水很热。

　　我也是看过加缪的人了，也是听过的人了，咋还落到这么尴尬的境地?

　　这事情以后，我是发着狠逃离家乡的，如果没国境线拦着，我能一口气跑到南极。

　　2000年以后，爸爸有一次搬钢板把腰扭了，于是，提前退休。他脾气不好，不愿意去公园跟老头老太太聊天下棋，天天闷在家里，躺床上抽烟看电视。结果，得了脑血栓，一次，在外面摔倒了，周围人不敢去扶，有人拿来被子盖在他身上，直到有邻居告诉妈妈才被抬回来。从此，他走路要扶着墙，小步小步地挪。每次，我和妹妹回家，要走的时候，他都会呜呜地哭一场。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他，浑身充满了力气的铁西区强悍的棒工人，拍着桌子，酒杯哐啷哐啷地响。他放出豪言：你们长大了，都得给我滚蛋，我谁也不想，谁也不靠!

　　现如今，妈妈说，我们就拿他当做个小孩。这个小孩耳朵有点聋，说话不清楚，颤颤巍巍地站在家门口，盼望着我和妹妹这两个在外奔波的大人早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