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堂江

　　那是1948年的金秋时节，北平市立二中的门前热闹非凡。这几天正是新生报到入学的日子。呵!有坐马车来的，有雇黄包车来的，也有少数挑着行李卷儿来的;有穿红着绿的少爷小姐，有衣衫褴楼的城市平民，也有几个土气十足的农家子弟。瞧，这一天，就来了这么一位：他光着头，身穿对襟小褂，脚蹬直角布鞋，土头土脑的。几个公子哥儿朝他撇撇嘴，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倒也不在乎这些，大大方方地走到负责报到的教员跟前，从容地递上录取通知书。负责报到的教员接过一看，不禁眼睛一亮，大声叫道：“刘绍棠，你就是刘绍棠!”

　　对!他就是刘绍棠。别看其貌不扬，他可是这一届5500名考生中的第一名，是录取新生中的饺饺者。

　　刘绍棠出生在京郊古通州府城内的儒林村，这个村庄就在运河边上。当幼小的绍棠刚懂世事，母亲和乡亲父老们就给他讲故事、说评书。那许许多多古老而优美的民间故事，扣人心弦的评书段子，使小绍棠入迷、陶醉，流连忘返。民间口头文艺的熏陶，使他幼小的心田里萌生了热爱文学的幼芽。

　　上小学之后，绍棠遇上了一位很好的启蒙老师。这位老师很会启发式教学，讲起课来，形象生动，一点儿也不枯燥。每教一篇新课文，他都要编一个故事，编得有趣极了，学生们总是听得津津育味。这对小绍棠很有启发。他也学着老师的样儿，遇事就让自己联想与想象的翅膀尽情地飞翔。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8个学期，刘绍棠得了8个第一名。194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通州的县立圆民小学;1949年，又一举夺魁，名列北平市立二中(即现在的北京二中)榜首。刘绍棠的中学生活正式开始了。

　　北平城比古通州的夭地大多了，这里有听不完的评书，看不完的小戏儿。刘绍棠像一头闯进菜园子的小牛犊，贪婪地吸收着民间文艺的营养。那时北平的电影很多，美国电影尤其多，电影票也很便宜，可绍棠一次也不去看。每个星期日，他都到天坛墙根儿去看卖艺的，听唱大鼓的，然后再继续朝前走，到天桥听评书、看小戏儿。他把北京的评书都听遍了，听熟了，对各种流派都了如指掌，什么赵英颇的啦，王杰魁的啦，他都知道。

　　除了听评书之外，一有空儿，他就扑到图书馆去读文学作品。他读了很多，并开始接触了老舍等现代进步作家的作品。

　　由于受了评书故事和文学作品的启发，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就练习着写作，班上的壁报就是很好的练笔园地。国文教师潘逊皋先生是一位开明的教员，他允许刘绍棠自由写作，不受命题作文的束缚。潘先生是老北大国文系毕业的，文学功底很深。绍棠每天下了晚自习后，总爱到潘先生房里去，潘先生也很喜爱这个勤奋聪颖的学生，乐意给他吃些“小灶”。几十年后，当刘绍棠谈起潘先生时，还念念不忘潘先生对他的栽培之恩，他说：“潘先生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一是帮我打下了较雄厚的古文根基，一是注意发挥我的写作专长。”

　　绍棠在北平二中，算是公费生，但那时国民党政府的公费常常发不下来。公费不发，就得饿肚子，怎么办?卖报去。卖报可是个好差事，一边卖，一边看。绍棠最喜欢看报纸的文艺副刊，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

　　北平解放前夕，宿舍被国民党的伤兵占了，学校没有人管。一连几个月，刘绍棠和一些外县的同学留在学校里，几十个人挤到一个大教室里住。城里停电停水了，晚上漆黑漆黑的，绍棠和同学们在屋子当中生了7堆火，借着火光写文章、编报刊。绍棠办了一个刊物，取名《光明》，他自己担任刊物的主笔。

　　解放以后，刘绍棠与几个同学创办了一个“雄鸡”文艺社，他担任副社长兼《雄鸡》壁报的主编，壁报办得很活跃，绍棠自己是写小说的主力。这一时期，他的确写了不少小说，都是反映抗日和解放战争题材的短篇。因为绍棠的家乡是老解放区，他积累了这方面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