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我们校部有一队二队，我在二队。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队部里头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当时也没介绍他是谁。人家看我，我没看他。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

　　第二天，顾玉玲指导员问我说：“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我说：“上次那人啊?我没看他呢。”指导员告诉我那是谁，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说：“我现在多大呀，18岁，太小了，不行。我们那有风俗，找对象得通过父母，父母不同意还不能结婚。”当时我一直没同意。

　　后来我问我一个同学，也是好朋友：“你说，指导员给我介绍对象，是总司令的儿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说：“那么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们都反对。

　　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了。我从女生大队调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队列科当参谋，负责统计工作，归朱琦领导。我工作上向他汇报。天天见面，那时我还是坚决不同意。

　　有一次，他说：“咱们两个怎么样啊?组织跟你谈了吗?”我说：“谈了，不怎么样。你们家官太大了，我们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其实，我对他的印象还行，比较热情，也挺客气的。

　　贺龙“逼婚”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师司令部，他当通讯科科长，我是文书科参谋。

　　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谈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啊。贺龙和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没事吃了饭就说，小赵出去遛遛吧，遛遛就问我想好了没有。

　　有一次，贺龙跟我谈话说：“咱们快进张家口了，小赵，你们两个的事定下来，定下来我们就进张家口了，不结也得结，结也得结。同意不同意?什么时候结?”他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

　　说完，贺龙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

　　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