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里交代我们，要注意政策，任务就是把人和飞机要回来。但具体怎么谈，通过韩国哪个部门谈，一概不知。

　　随身拎着20万美元现金

　　飞机到韩国，我们刚走进金浦国际机场的候机楼贵宾室，马上冲过来一大群记者，围住沈局长提问。这种场面我以前还从没见识过，也没想到要在这种场合当翻译，只能硬着头皮翻。后来人家告诉我，我一张口讲话，他们就听出我是在朝鲜学的语言。

　　在介绍韩国官员时也很尴尬，因为不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介绍。那天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最高官员是韩国外务部政务次官补孔鲁明，他也是韩国谈判代表团团长。沈图就问我，这个职务是什么位阶，我一点都答不上来。后来才弄清楚，韩国外务部最高官员叫长官，接下来是次官、次官补，相当于副部长、部长助理。

　　从机场去酒店，陪我坐车的是韩国外务部亚洲局局长，前排副驾驶位上是亚洲局中国课课长。我的公开身份是翻译，何劳这样两个官员来陪我?我当时想他们应该知道了一些情况。

　　亚洲局局长一路上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蒋先生，你看我们两个国家离得这么近，在历史上又那么多往来，现在这样是不是不正常?”我感到很难答复，以我一个民航局翻译的身份，能说什么呢?只好微笑不答。

　　但是他反复说，我觉得自己再什么不说就不礼貌了，只好说：“你说得对，但是这个事情得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我们还是顺其自然吧!”

　　这中间，他们还向我介绍了汉城的主要街道，还告诉我街上跑的车都是他们自己造的。这让我很吃惊。汉城看上去也比较繁华，给我留下较深印象。我到韩国后的第一关，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这次到韩国，还是做了一些准备。比如沈局长的秘书一直拎着一只大箱子，后来才知道是20万美元现金——这么多乘客在韩国，吃住费用，包括飞机的维修、油料等等，都有开销，而我们当时和韩国的银行没有任何往来，只好随身带着现金。我们觉得，这些开支都要由我们承担，不能欠人家的。

　　后来才知道，飞机降落到韩国后，他们的政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和我方接触，开始就决定拿出10万美元处理这些事情，包括中国工作组的开支，要好好招待我们，也把我们的机组和乘客安排到五星级酒店。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很快还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表示愿意把乘客和飞机交还给中国，但要同中国就此谈判。就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和我们接触、改善关系。而且，他们还拒绝了台湾方面接触机组和乘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