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9月底，年轻的义军指挥官申托特率部队在卡窝克西部地区击败了荷军和附庸军的进攻。10月15日，在宗教顾问摩佐的劝促下，起义军在卡窝克同荷军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阵地战，虽然起义军将士浴血奋战。但无法抵抗敌军猛烈的炮火。起义军主力伤亡惨重，蒂博尼哥罗也受伤，被迫撤退。卡窝克一战是起义军攻势的失利，标志着起义高潮已经过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这一阶段，起义军仍然坚持游击战，在1826年12月的葛都战役中打得殖民军七零八落。在西部战场，战斗也十分激烈。但是，有两个因素使起义军处于越来越被动和不利的局面。卡窝克战役的失利，使一些王族首领意气消沉，在荷兰殖民者拉拢劝降的攻势下，纷纷叛变。掌握葛都战区指挥权的王族三兄弟首先叛变投敌，紧接着东部战场的两名起义军将领也率部投降。与此同时，荷兰殖民军头子科克通过两年的较量找到了对付游击战的有效办法，即堡垒战术。随着一批批装备精良的援军源源而来，科克于1827年7月开始实施围剿起义军的新战略，妄图把起义军封锁在勃罗科河以西和波科宛多河以东的狭长地带并加以歼灭。

　　在同起义军进行两次停战谈判失败后，荷军加强攻势，划分三个战区，大力推行堡垒作战办法。荷军在游击区各要道先后修筑了200多个堡垒，并派出14支骑兵队来回巡逻。蒂博尼哥罗在卡窝克战役失利后重新组织起义军队伍，把队伍分成若干支，每支有自己的名称、旗帜，成为相持阶段坚持游击区武装斗争的中坚力量。在敌人强大攻势面前，起义军多次重创荷军，跳出围追堵截的封锁网，突破敌人的防线，取得无数次胜利。

　　1828年12月，申托特率领起义军猛烈袭击了驻守囊固朗堡垒的荷军，击毙了荷军将领范·印恩和土著附庸军指挥官勃朗维达纳。这是起义军在艰难岁月里取得的名震遐迩的大胜仗。申托特在战役中展示出非凡的军事才干，蒂博尼哥罗遂任命他为起义军总司令。

　　1828年底，就在申托特获胜的同时，起义军的高级领导、宗教顾问摩佐叛变投敌，这一事件标志着起义军走向低谷。在摩佐的带动和荷兰殖民军的诱降攻势下，起义军的许多高级将领接二连三地向荷军投降。1829年9月，已是古稀之年、身为起义军最高顾问的莽古甫美投向敌人怀抱。10月24日，连在战场上威震敌胆的申托特也变节投敌。掌握后期起义军最高作战指挥权的申托特的投降，使起义军遭受了灭顶之灾。此后，虽然蒂博尼哥罗仍机智英勇地同敌人周旋，但起义军面临的困难形势日益严重。起义军最坚定的将领雅贝依在残酷的围剿中战死沙场，被荷军五马分尸，起义军其他首领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落入敌人的魔掌，有的投敌叛变，蒂博尼哥罗身边的义军将领越来越少，起义军的力量一天天被削弱。

　　1830年2月，蒂博尼哥罗也产生了同敌人谈判的幻想。

　　从2月16日到3月28日，他一步步走入敌人的圈套。当他在谈判桌上提出建立独立国家的要求时，立即被逮捕。5月3日，他同家人一起被流放到苏拉威西岛。轰轰烈烈的爪哇人民大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爪哇人民大起义在初期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战果，主要原因是人民群众包括华侨的大力支持和土著附庸军队的消极厌战。同时，起义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也是重要原因。

　　当起义烈火迅猛燃烧时，蒂博尼哥罗就清醒地认识到，他面对的敌人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殖民军，它还有一批作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官。起义军人多势众，有满腔的怒火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这是能压倒敌人的重要因素，但起义军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武器主要是木棒、竹矛、刀剑等冷兵器，缺乏大炮等重型武器和枪支弹药，因此无法同敌人展开大规模的正面作战(包括阵地战、攻坚战)。蒂博尼哥罗确立了游击战的军事路线，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或利用有利地形打伏击战，或打夜袭战，或拖垮敌军然后突然包抄猛击。这种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使荷军疲于奔命，士气消沉，敌军由于疲劳过度死亡的竟比战死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