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到了晚年，张学良却一再否定“不抵抗”命令与蒋介石的关系。《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中，张学良对询问此事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如此前后矛盾，更令人对《铣电》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倒是证据确凿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倒是向东北军发出了密令《鱼电》，命令部属不得抵抗日军进攻。

　　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以《鱼电》致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称：

　　“辽宁政委会藏(式毅)代主席、边署荣(臻)参谋长鉴，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仅仅下令“不抵抗”倒也罢了，张学良还下令东北军北大营“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君来访问沈阳之新闻乎?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十八日晚)十时许，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日本此次既未下最后通牒，又未宣告开战，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令人不解，仍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这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访问时所言。

　　9月19日下午，张学良接受《盛京日报》记者访问时又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9月20日晚，张学良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

　　甚至到晚年，张学良依然不后悔当初采取的“不抵抗”主义。他在回忆录中如此解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对日政策，“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多少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

　　蒋介石默许“不抵抗”主义难逃罪咎

　　但是无论如何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是张学良发出“不抵抗”命令，也并不能因此减轻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罪责。

　　事实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社会各界和各团体纷纷发表抗日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9月20日，北京大学发表了抗日救亡通电，抗议日军的行径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当日，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反围剿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在得知事变消息后，立即对外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

　　甚至连日本共产党也于当天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军队进攻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