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此时尚在云里雾中。他不知突袭华清池行辕的是什么部队——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发动袭击。于是他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立即答道：“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松了一口气，马上就说：“哦，你是孙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很惊讶，蒋介石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蒋介石解释说：“有人向我报告过。”紧接着，蒋介石夸奖他道：“你是好青年!”蒋介石的言外之意是说，虽然有人“报告”，但讲的是好话。孙铭九继续说道：“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蒋介石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孙铭九请蒋介石下山，蒋介石说：“我腰痛不能走!”要求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孙铭九把蒋送上一辆敞篷轿车，车牌号为“1577”。

　　在车上，孙铭九坐在蒋介石左边，唐君尧坐在蒋介石右边，前座坐着司机和副官长谭海。在许多辆载着东北军士兵的大卡车护送下，小轿车朝西安城进发。国民党洛阳空军分校校长王勋得知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急派飞行组长蔡锡昌驾驶小型教练机“北平”号，直飞临潼，冒险降落在临潼城外公路上，企图“救驾”，飞机刚一着陆，便被十七路军装甲团扣留。车队驶入西安城，直奔绥靖公署新城大楼，蒋介石便被扣押在大楼内东厢房。与此同时，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蒋作宾(内政部长)、陈诚(军政部次长)、卫立煌(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等，也被扣押在西安招待所。

　　杨虎城女儿回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杨虎城的女儿杨拯美只有四岁。对事变的记忆、对父亲的认识，大多来自长辈的讲述，在杨拯美的眼里，父亲是一位爱国的大英雄——

　　西安事变前，我们一家人都住在新城的官邸，父亲平时在那里办公、会见客人，我们姊妹几个都住在后面的平房里。

　　事变发生前后，父亲整天忙碌，我们兄妹几个都搬出了新城官邸，跟外婆一起住，跟众多普通的人家一样，外婆家大门口并没有卫兵保护，再说，父亲当时整天忙大事，也没有工夫管我们。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前往南京送蒋介石，谁知竟被蒋介石扣押了起来，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发生分歧，原来扣押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也被逐一放走。紧跟着1937年蒋介石就强迫父亲交出兵权，辞去职务，给父亲一个出国考察的名义，逼父亲出国。当时，有人劝说父亲去耀县，因为那里距离红军近，可是父亲说：“发动西安事变就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现在事变成功了，就算是牺牲了我本人和十七路军都没有什么大碍了。”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母亲当时放心不下父亲，要陪同父亲一起出国，就把我们托付给了外婆。由于外婆想念我母亲，所以幼年的我们经常听到外婆夜里睡不着时念叨着父母亲，现在想想，老人对这件事的看法真的是朴实极了，她常说的是：“你爹为了抗日，让老蒋抓起来了。”

　　1937年年底的时候，母亲回来过一次，走时带着我哥哥杨拯中，说是能为囚禁中的父亲添些欢乐，让人悲痛的是，他同父母一起遇害了，除了杨拯中哥哥，遇害的还有我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妹妹，名叫杨拯贵，是父母在贵州囚禁期间生的。

　　1937年11月，父亲回国前，有人劝说父亲不要回国，可是父亲说：“我是个军人，发动事变就是为了抗日，现在的我应该在疆场。”父亲一回到香港就被人监视了，后来被扣押。其实在父母关押期间我们也试图联系过，但都做了无用功，因为当时对待政治犯都很严格，根本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