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以为，如果太平军真的攻占了武汉，曾国藩自己虽然稳得下来，但其他湘军将领乃至安庆围城之军是否也稳得下来就难说了;且如武汉在手，进则威胁湘军后方，退在长江上游的战略回旋余地也有扩展，绝对是一步好棋。

　　但陈、李却都痛失了一举夺取武汉的战机。陈玉成是因为英国人何伯、巴夏礼的“劝阻”;李秀成是“听从”金执尔的“劝说”。

　　李秀成志在江、浙，不愿去湖北，但最终还是去了。1861年6月，李部进克湖北长江以南的州县(这说明李秀成还是愿意放弃一些自己的利益，“服从大局”的。关键是没有认识到安庆问题的严重性)。驻扎在江北岸黄州的陈玉成部将赖文光派人向他通报了江北军情大略。此时若陈李两军联合，“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解矣”(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但李见陈已离去，加之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劝说”其不要进攻武汉，便在鄂南招收大批群众入伍后，率军不战而退。

　　1861年4月，陈玉成等不到李秀成前来会合，径自率主力重返安徽。他率军于27日返回安庆城北之集贤关，对围攻安庆的湘军形成夹击之势;又檄调在天长、六合一带的吴定彩、黄金爱、朱兴隆，在芜湖的定南主将黄文金等来援。洪秀全亦令干王洪仁、章王林绍璋等白天京前往救援。曾国藩感到形势危急，向咸丰帝汇报说:“城贼扑之于前，援贼扑之于后，势殊危急。”他决心全力以赴，与太平军进行决战:“贼既以全力救安庆，我亦以全力争安庆。迅克安庆，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复之望。”(《曾国藩全集·奏稿》)曾亦调其悍将鲍超等部增援。

　　湘军针对太平军援军有先有后、强弱有别，将他们各个击破。

　　陈玉成再次到天京调救兵。但此时两支实力最雄厚的部队——李秀成军远在江西、李世贤军远在浙江。陈玉成只能会同杨辅清、黄文金等部发起攻击，甚至一度突破湘军的第一道长濠，但在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后被迫撤出。

　　曾国荃部湘军围困安庆达两年之久，主要采取长围久困的方法，不攻坚，不出战，唯坚守营垒，以逸待劳，用重兵拒援，逐次消耗陈玉成的援军兵力。

　　太平军贸然进攻时力量不足;想“围魏救赵”又半途而废。终于吞下苦果。

　　1861年9月5日(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安庆终因粮绝而失守。守将叶芸来和先前率部突入城中增援的吴定彩等1，6万余人战死。城外援军只得撤走。

　　至此，天京门户洞开，安庆成为湘军的前进基地。

　　(安庆解围战的失利也使陈玉成黯然神伤，再加上洪秀全信任洪仁达、洪仁发，他因而此后有些消沉，后来被苗沛霖诱骗，被擒牺牲。)

　　1862年(同治元年)春，曾国藩开始实施三路进军方案:左宗棠所部湘军于二月入浙，从衢州向金华、杭州进攻;曾国荃所部湘军于三四月间自安庆沿江东下，进逼天京;李鸿章率新建的淮军于四五月间由安庆分三批乘轮船到上海，再以上海为基地，向苏州、常州进攻。三路敌军分进合击，太平天国陷入深渊。

　　关于陈、李，表面上看，陈玉成、李秀成都是有勇有谋的虎将，但细察之，还是各有所长:

　　陈玉成多勇少谋，而李秀成多谋少勇(当有人夸赞李秀成“勇”时，曾国藩不以为然地说:“李秀成滑而无勇”，李鸿章也说:“李秀成用兵稳而胆气不足”)。

　　他俩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时，打出了三河大捷这样的漂亮仗，而这次安庆之战则暴露了各自的不足。

　　而《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不愧为优秀的理论家，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来看，此人有一定军事才能。但他没有杨秀清、石达开那样的权威和能力，是参谋之才而非统帅之才。

　　太平天国后期之所以曾取得三河大捷、破江南、江北大营等胜利，原因在于将领思想统一、配合默契、集中兵力、勇猛果敢。而这次安庆大战，一开始就有点先天不足——陈玉成孤军奋战，李秀成迟缓延误，没有坚决贯彻既定的作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