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家,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象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得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末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他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古脑儿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象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
    "嘿,那不糟透了吗?简直一塌糊涂!"
    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再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头上飞过了.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克利斯朵夫和高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布瓦洛(布瓦洛(１６３６—１７１１)为诗人兼批评家,在法国文学史上以态度严正著称.),是不是?"高恩用着讥讽的口气问.
    "是的,也许法国需要一个布瓦洛胜于需要十个天才作家."
    "即使我们有了一个布瓦洛,也没有人会听他的."
    "要是这样,那末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布瓦洛,"克利斯朵夫回答."我敢向你担保:一朝我要把你们的真相赤裸裸的说给你们听的时候,不管我说得怎样不高明,你们总会听到的,并且你们非听不可."
    "哎哟!我的好朋友!"高恩嘻嘻哈哈的说.
    他的神气好似对于这种普遍的颓废现象非常满足,所以克利斯朵夫忽然之间觉得,高恩对法国比他这个初来的人更生疏.
    "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克利斯朵夫有一天从大街上一家戏院里不胜厌恶的走出来时已经说过的."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你还要什么呢?"高恩问.
    克利斯朵夫固执的又说了一遍:"我要看看法兰西."
    "法兰西,不就是我们吗?"高恩哈哈大笑的说.
    克利斯朵夫目不转睛的望了他一会,摇摇头,又搬出他的老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