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克挖空心思,想让德.诺布瓦先生谈比卡尔中校.
　　"只要政府认为这里面确有蹊跷,"德.诺布瓦先生回答说,"就必然要有中校的证词.我知道,就因为我支持这种看法,我的同仁中不止一人曾大发雷霆.但是,依我看,政府应该让中校说话.一味回避,政府就无法摆脱困境,相反会陷入泥潭.在第一次庭审时,证词对中校非常有利.当他身穿戎装威武地走上法庭,用极其朴实.极其坦率的口吻讲述他的见闻和看法的时候,当他说'我以军人的荣誉发誓(说到这里,德.诺布瓦先生的声音里微微颤动着爱国的热忱),我深信不疑,时,不可否认,他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行了,看来他是重审派,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布洛克心想.
　　"可是,他同档案官格里布兰的对质把他一上来赢得的同情全部化为乌有:当人们听到这个老仆人,这个言而有信的男子汉说话的时候(德.诺布瓦先生真诚而有力地加重了下面的话),当人们看见他敢于正视他的上司,不怕同上司对质,用一种不容抗辩的口吻说:'您瞧,中校,您知道我一生中从没有撒过谎,您知道在这个时刻,我和往常一样讲的全是真话,,这时候,大家的看法就转变了,在以后几次庭审中,比卡尔先生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挽回败局."
　　"不,他肯定是反重审派,这也在意料之中."布洛克暗自思忖."可是,如果他相信比卡尔是一个撒谎的叛徒,又怎能重视并引用他的揭发,似乎认为这些揭发很有魅力,真实可信的呢?如果相反,他把比卡尔看作一个坦率而正直的人,又怎能推测他在同格里布兰对质时撒谎呢?"
　　德.诺布瓦先生象这样同布洛克谈话,仿佛他们两人的意见一致似的,很可能就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重审派,他觉得政府反对重审的立场还不够坚决,于是和重审派一样成了政府的敌人.也许还因为他给自己规定的政治目标具有更深刻的内容,不在国内,而在国外,重审派不过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特殊形态,不值得一个胸怀外交大事的爱国者挂心.更确切地说,也许因为他的明哲的政治格言只适用于形式.程序和机会问题,而对实质问题,就显得一筹莫展了,正如在哲学上,纯逻辑无法解决生存问题一样,或者因为他这种明哲的政治头脑使他感到讨论这些问题要担风险,为了谨慎起见,索性只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布洛克错就错在他认为,德.诺布瓦先生性格即使不那么谨慎,思想即使不那么绝对,只要他愿意,还是会把亨利.比卡尔.迪巴蒂.德.克拉姆(迪巴蒂.德.克拉姆,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成员,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负责侦讯工作,篡改.编造罪证,加害德雷福斯.)的作用和这个案件的详情细节如实告诉他的.事实上,布洛克不可能怀疑德.诺布瓦先生了解事情真相.既然他同部长们有来往,怎么会不了解呢?当然,布洛克认为政治的真相可以被头脑最清醒的人大体地分析出来,但他和大多数国民一样,想象这种真相永远无可置疑地.实实在在地存在共和国总统和内阁总理的秘密档案里,而总统和总理肯定会把实情告诉各位部长的.然而,即使政治的真相与文件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文件的价值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张Ｘ光片子的价值;人们一般认为病人的疾病会清楚地显示在Ｘ光片子上,其实Ｘ光片仅仅提供一个判断新的数据,它和其他许多数据汇合,医生据此作出推论和诊断.所以,当我们接近知情人并以为就要了解实情时,政治的真相却会偷偷地溜走.甚至在后来......还是谈德雷福斯案件......当亨利供罪,继而又自杀时,对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些主张重审的部长们立即同经办此案的卡芬雅克(卡芬雅克(１８５３—１９０５),曾担任过陆军部长,狂热鼓吹军国主义,顽固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否认亨利作伪证.)和居伊涅(居伊涅,法国陆军总参谋部上尉军官,亨利作伪证被揭露后,他负责核实工作,很快就发现亨利伪造证据的痕迹.)作出截然相反的解释,而卡芬雅克和居伊涅本人也发现指控德雷福斯的证据是假的;即使是主张重审的部长,尽管他们有相同的感情色彩,不仅用作判断的证据相同,而且本着同一种精神,但他们对亨利扮演的角色,解释也是南辕北辙,一部分人认为亨利是埃斯代阿西的同谋,另一部分人却认为迪巴蒂.德.克拉姆是同谋,这样,他们也就转而支持他们的对手居伊涅的论点,却同他们的同党雷纳克(雷纳克(１８５６—１９２１),法国政治人物和记者,当过众议员,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件.)背道而驰.布洛克从德.诺布瓦身上可能得到的全部印象是,如果总参谋长德.布瓦德弗尔将军(德.布瓦德弗尔(１８３９—１９１９),德雷福斯案期间,曾任法国陆军总参谋长,他知道指控德雷福斯的罪证是假的,但他仍然主张维持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果真派人给罗什福尔(罗什福尔(１８３０—１９１３),法国作家和政治人物,１８９５年,多次发起宣传运动,声讨德雷福斯,赞成极端民族主义.)秘密传递过消息,那么,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令人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