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人们以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是否能够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假设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可以仅仅根据敌对因素的性质就推论出一切结果,并想据这一结果对未来的可能性作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只有当政治能够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也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方法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地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国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到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同政治所抱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但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政治家当时相信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作为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像这样的军事艺术,我认为自然同政治有同样的错误,所以它不能够纠正政治的错误.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经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的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所以,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仅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十分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正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却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进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