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肯定会有人没有被上述理由所说服,可是他们至少不能反驳说:如果拿破仑继续向莱茵河前行,威胁施瓦尔岑堡的基地,那么施瓦尔岑堡也会拿破仑的基地,威胁巴黎.因为上述理由已证明,施瓦尔岑堡根本不会向巴黎进军.
    我们再就上述从１７９６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打法是击溃奥军最可行的方法,即使如此,他所能得到的也只是一个虚有其名的胜利而已,对攻陷芒托瓦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打法是防止解围的很可靠的办法.即使我们也同拿破仑那样,不认为这个打法更加可靠,甚至认为采用这个打法获胜的机率更小,那也必须对比一下这两种打法:一种打法是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大,也就是说效果较小,但所能得到的好处不多;另一种打法虽然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效果却很大.要是这样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就一定会赞同后一种打法,只有那些从表面上看问题的人,才会有相反的看法.拿破仑肯定不是胆小的人,但是十分明显,他不可能象我们现在这样,能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情况的性质,并看到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察手段时经常需要引用战史,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可是,这种历史的引证当然有它特定的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里论述.很可惜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条件,因而引用历史大多只能增添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我们还得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批判者在判断某一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须利用对事物的较为全面的了解,利用被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抛开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果批判者想要指责和赞扬当事者,那么他们必须尽可能地站到当事人的立场上去.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去搜集当事人产生行动动机的一切情况和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开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所有情况,首先必须抛开结果.不过,这只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事实上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在当事者眼里和在批判者眼里决不会是都相同的.有一些可能影响当事者决心的细小情况已无从查考,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主观动机只能从当事者本人或同他很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但是在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细致,或是有意不写实情.所以,当事者所了解的肯定有许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为困难了.假使要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那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并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们先来谈谈结果.如果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不可能不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观察这些事物的,并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战史的全部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所以,有时他虽然想抛开结果,可仍然不能完全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