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对结果,就是对事后发生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要比当事者知道得多,或许有人认为抛开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非这样.当事者对事前和当时的情况的了解不是只靠确实的情报,而是还要根据大量的假定或推测,哪怕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几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然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时,就只有用假定或推测来代替了.不难理解,事实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原本不应该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可是我们认为,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要想完全抛开多知道的材料,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一样.
    因此,批判者指责或赞扬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具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根本不能满足,这一点必须注意到.
    可是要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相同,既不是可取的,也不是必要的.在战争中象在一切技术和艺术活动中一样,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种禀赋称为造诣.当事者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通常比批判者的要高,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因此,假使对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人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者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因此,批判者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就不能象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用伟大统帅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来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必须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欣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了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预见到的事物的本质的联系.
    并且,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便是最低的造诣,在对它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将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批判时站在这种比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进行赞扬和指责,这本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感,可是如果想表现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让人反感了.尽管这种骗人的作法很容易被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做,因此,引起别人的不满是很自然地.更为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难,说他缺乏批判能力.
    因此,当批判者指出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非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类似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或许会犯大得多的错误;这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
    这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也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可是,如果只简单地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那么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种判断,我们能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乍看,这种判断似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上并非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