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和珅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个案，而是成了社会现象，可以叫做“和珅现象”。和珅这样一个出身“少贫无藉”、乡试不中的生员，由普通的宫廷侍卫，32岁成为军机大臣。以后更是青云直上，富贵常葆，登峰造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和珅现象”的出现是老年帝王专制的必然。乾隆自诩“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骄志满，倦怠朝政。他喜欢阿谀逢迎，那就必然滋生和珅这样的人。高阳先生认为，和珅的问题“高宗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这话说得还不够。严格说来，“和珅现象”的责任在乾隆皇帝，和珅是乾隆朝君主专制腐败机体上的一个毒瘤。当时，乾隆皇帝身边有四种人——后妃、太监、皇子、朝臣，后妃不能代他处理军政要务，太监不能陪他和诗品画，皇子太近怕其“觊(ji)觎(yu)大位”，大多朝臣又不会像和珅那样曲意逢迎。因此，和珅有着后妃、太监、皇子、直臣既不能取代，也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乾隆皇帝对他既喜爱又依赖，自然遇事会替他撑腰。当时，大学士阿桂同和珅不合，状元出身的王杰，也不买和珅的账。陈启元《庸闲斋笔记》记载：一天，和珅在军机处拿着一幅石墨画轴，王杰说：“贪墨之风，以至于此。”和珅指着王杰的手说：“状元宰相手果然好。”王杰说：“这手只会做状元宰相，不会要钱，有什么好处?”后王杰告老还陕西韩城乡里，嘉庆送他的诗有“清风两袖送韩城”句。但是因为乾隆的缘故，嘉庆《平苗图》他们拿和珅没有办法。和珅在朝20余年，未尝一被弹劾。他稍见端倪，必设计除之。前面讲的曹锡宝弹劾不成反遭谴责就是一例。

　　嘉庆惩治和珅案没有株连，也没有扩大化，这是嘉庆的聪明之处;但他只把和珅当作个案处理，而没有把“和珅现象”当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决，进行制度性的改革，这是嘉庆的平庸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