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崇祯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亲武清侯李国瑞，要他为国分忧，贡献四十万银两为饷，李国瑞见数目巨大，死活不肯出，一口咬定拿不出这么多钱。不过崇祯对其底细也略知一二，当然不行，催逼更急。这李国瑞索性耍开了无赖，也来了个砸锅卖铁，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家用器皿什物则拉到外面变卖，以示一无所有。此举令崇祯怒不可遏，遂将李国瑞入狱，夺其爵位。李国瑞哪禁得起这个，不久便惊怒而亡。如此一来，外戚哗然，纷纷抱怨崇祯不顾恩义亲情，更联合起来抵制募捐。崇祯本人事后也颇为后悔，加封李国瑞7岁的儿子李存善为侯，所追缴的这四十万银两最后也全部退还。皇亲既然反悔，官员自不会热心，募捐一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从崇祯元年起，在陕北就闹起了农民起义，这使崇祯帝如坐针毡，食不下咽，没有一天不在想着如何“剿匪”。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剿匪”，由闯王李自成率领的一支农民义军却越战越强。1643年，这时的“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这时候的京城，缺兵少粮，守备虚弱，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已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

　　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却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需。100万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然后坐困城中。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个大事。从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就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油尽灯灭，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40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严峻的责骂也仍然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这无疑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大概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却顾左右而言它，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

　　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3700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这么多钱，若真是放用来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为了节省100万而丢掉了3700万，乃至整个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账，但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皇帝却到死也没有算清楚。

　　国库中没有钱，皇帝有钱却不想出，想再杀鸡取卵或是竭泽而鱼地从百姓头上搜刮也已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且没有充足的地盘了。这时，崇祯皇帝万般无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呢?崇祯无奈，只得遣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其捐10万两，以便起个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岁虽大了些，可对自己的口袋一点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钱，哪里又该我们这些当臣子的出呢?只是这话他不敢说出来，而是一个劲地哭穷，坚称没有。徐高再三说明上意，周也漫不经心，毫不介意。徐高愤而泣曰：“后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见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也怕崇祯归罪，答应勒紧裤带捐献一万两，崇祯认为少一点，要他拿出二万。周奎不敢再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去向女儿求援。皇后答应帮他出五干，并劝他尽可能满足崇祯要求的数额。

　　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内帑的5千两银子，周奎也只捐了3千两，余下的2千两反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当然也有少数真穷的)。大学士魏藻德仅仅拿出百金，已被批准退休的内阁首辅陈演则专程入宫表白自己在任期间如何清白廉洁。还有一些官员则效法李国瑞，在自己门上写着：“此房急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