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本来就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战栗的“诏狱”和“廷杖”。

　　“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指挥的皇家特务组织“锦衣卫”，后来又增设相同性质的“东厂”、“西厂”和“内厂”等非正规的司法系统，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这些特务组织最初是负责监视百官动静的，只是负责调查及逮捕谋反妖言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发展到专门用于迫害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些特务组织相互交错，密如蛛网，遍布全国的各个角落。这样，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吵架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中，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

　　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作‘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吗?”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到了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

　　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但朱元璋还不放心，经常派特务监视。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做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

　　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呢?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罪犯的屁股。这是一种痛苦难忍的刑罚，受刑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能全被磨脱，情形惨不忍睹，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在杖下毙命，侥幸不死也要割去败肉数碗，医治半年以上。肉体的痛苦也许是次要的，最难医治的还是心灵的创伤，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下身并呼天抢地，那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无法接受的羞辱。在廷杖制度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

　　朱元璋还设立了巡检司，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得“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连造反的重要措施。

　　其四是实行舆论控制，以建立他在人们意识中的崇高地位。在时人看来，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贱，祖祖辈辈都是替地主干活的农夫，而且朱元璋本人还做过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标准，简直对民众是一种污辱，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至于出来做明朝的官，他们更是不干。对于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

　　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两人为了找借口不出来做官，竟致把手指截断，朱元璋听说了，就特意把他们召来，当面质问：“过去世道动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红寇窜乱之时，我们住在闽、赣一带。”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他起自红巾军，夏伯启竟敢把红巾军称为寇，实是胆大包天，当即下令把他们处死，并命令凡是不听征召，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一律杀头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