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有一位中书舍人，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奸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

　　登基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佑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佑，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

　　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徽宗皇帝就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奢靡腐化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宋徽宗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基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四百七十年以后，明朝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徽宗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只能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从历史上看，宋徽宗当上皇帝时，蔡京已经享有了相当广泛的声望。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支持他的却也大有人在。据说，此人天赋异秉，有一种相当奇异的本领：他可以若无其事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午的太阳看，而且是长时间地看，一眼不眨。在时人的眼中，他是王安石的坚定拥护者，以毫不留情地打击保守派著称。因此，在变法派失势时，也遭受了同样无情的打击。

　　但是，当保守派掌权时，蔡京曾经相当巴结地在五天之内，就在自己辖区内废除了新法，并向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报功。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政治操守。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怀疑不幸成为了事实。到了徽宗准备再次依靠变法派时，蔡京手中高举的变法派大旗就成了他最为强有力的政治资本。

　　1101年，是宋徽宗登基的第二年。这一年年初，与向太后去世，宋徽宗开始真正掌权。实际上，在去年九月间，向太后已经以身体不适为由，将大政归于赵佶了。只是到此时，他才真正无所顾忌罢了。

　　这一年年底，他突然把自己亲手贬到杭州去的蔡京起用为定州知府，随即转为大名府知府。还未到任，又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调回朝廷;两个月后，又升任尚书左丞，进入中央决策层;再过两月，蔡京被升任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相当于第二宰相的职权。仅仅半年时间，蔡京已经成为帝国决策阶层的主要人物。由此再过半年，蔡京便正式就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当朝第一宰相。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实在叫人目不暇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