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童年，充满五彩的幻想和天真的好奇心。牧人的孩子穿得简单，一件黑山羊皮袄，由母亲、大哥、二哥传下来，到我这儿已是补丁摞补丁，里边不穿布衫，光膀子套进去，再扎个撕成三股辫的破旧腰带，便算裹好我瘦小的身躯。但裹在里面的那颗小小的心很不安稳，每天在野外放牧羊羔和牛犊，面对那蓝得出奇、深不可测的天空，忽聚忽散、无限变化的白云和覆盖沙蒿柠条、连绵不绝的沙梁，以及那滩头跳荡的岚气，头顶爆炸的雷声和从脚下升起的彩虹，总不断地奇想、妙想和遐想，甚至追着那自由飞翔的鹤或鹰，苦苦琢磨如何制作一架供人使用的飞行器，而且在脑子里反复画那飞行器的形状。

　　我们那个地方，虽说是个老区，但直到1950年末才结束战争，所以从小到大脑子里装满了关于父辈们南征北战，母亲带着孩子们东躲西藏的故事。父亲退伍带回的战争物品包括一颗颗军用铜扣，在我眼里显得那样神圣和珍奇。一天，我到滩上放牧牛犊，发现草丛里有只小皮匣，顿生猜疑，断定那是故事里讲的炸弹。于是立即卧倒，先扔去土块和马粪蛋引爆，再用木棍去挑，最后确定没有危险才动手打开看。原来是路人丢失的一副崭新的风镜。

　　也许我的这种好奇心所致，在趴着看大哥假期里做作业或帮参加扫盲班的母亲认字记字的过程中，我也学会了蒙文字母和不少单词。所以1958年上学时，在一年级只呆了几天就升到二年级，成了我们班五十来名学生里年龄和个头最小的学生。我想这年该是我告别童年进入少年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冬天，我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

　　我已记不清入队的具体日子，但却清楚地记得通知我被批准入队和在队旗前宣誓“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时刻准备着”的情景。教室里生着炉子，燃料是干羊粪，每次加羊粪时冒出来的烟气虽然有些呛人，但给人以暖烘烘的亲切感。墙上挂着上面缝着黄色五星和火炬的队旗，队旗的边上有个三角型缺口，辅导员老师讲，我们戴的红领巾就是从那上边剪下来的。我们一起入队的有六七个人。我想一面队旗上剪一幅红领巾，这么多的红领巾需要剪多少面队旗呵!?

　　戴了红领巾，我那颗与荒风、野草、飞鸟和羊羔、牛犊为伍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收回去了，好像有双无形的眼睛在盯着我，时时刻刻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不敢有丝毫的顽皮和淘气，有时倒显得过于怯懦。一次全校做早操，我憋尿不敢报告，竟站在队列里遗尿，搞得好长时间里让人骂“协楞”(尿痞子)。

　　那时，正值大讲“三面红旗”。我们学校二年级以上的都是大跃进的力量，参加了我们公社几乎全部各类生产大会战，如锄地、打草、收割、打机井、打醉马草、平整土地等等。这些生产点互相间的距离一般都有二三十里，为了节约白天的时间，(因为那时有个口号，叫“一天等于20年”，“15年赶上英国”。)常常是夜间集体行路，而且还要背着背包。我因年龄小，累得常常在行进中睡着，不是磕倒就是不会拐弯走出队列，结果每次醒来时都是班主任老师在背我走。

　　解放前，我们那偏远地区，牧民的孩子没有上学机会。所以，翻身后首先想到的是送孩子上学，不管这孩子有多大。不过刚解放我们母校建校时(1951年)，并不是所有该上学的孩子都上学。因为在牧区，孩子是羊群的主人，不能丢下羊群去上学，至少弟兄当中必须有一个留在家里放羊。直到人民公社成立，牧民的牲畜都入了社，才把这些孩子从羊群里解放出来。所以，1957年和1958年上学的孩子特别多。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那个班共50来名学生，最小的我，8岁多，最大的有20多岁。大龄学生有他们感兴趣的事，课堂上不像我们只知道一心一意听老师讲课，因而有个别的学习成绩不怎么好，他们打叉的作业经常和我打对勾的作业并排挂在墙上展览，有时还把他们和我叫到老师讲桌前，一大一小，一高一矮，进行比较。起初，我觉得挺好玩也很自豪，但很快就不敢了。因为其结果真正难受的是我。一下课老师走了，我就成了他们手中的猎物，给我吃“格托儿”(用手指倒刮头皮)，逼问还丢他们脸不，还不准我告状，有时也逼我替他们写这画那或刻印章什么的。这些虽然苦了我的皮肉，但也使我多学到了一些知识和窍门，而且在默默忍受中锻炼了我的承受力、忍耐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使得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遭受挫折和磨难时不至于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