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对我们母校是个不平常的一年。那年夏天，我们学校突然来了个“上山下乡，支援生产第一线”的运动，我们班凡是超过13周岁的学生全部取消了学习资格，赶出了校门。(其他班也一样，只是根据班级的高低，年龄规定各差一岁。)我非常想念我那个班里的每一个同学，包括那些大龄同学。他们是多么渴望学习，渴望知识，渴望文化，渴望美好，渴望甩掉旧社会留给他们的愚昧帽子呵!然而有人却害怕他们这种渴望，进而歇斯底里地扼杀他们这种渴望。放暑假的那天，把全校学生召集在一起，宣布已决定下乡学生的名单。从高年级到低年级，连一年级都有，念了好半天才念完。

　　队列里开头是喧哗，接着是厌烦和抗议，最后却变成了绝望的抽泣声。会一散，偌大的校园变成一片哭泣声，尤其是女同学，哭得更是死去活来。他们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将要永远地告别学校，告别让他们睁开眼的老师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告别尚未学成的学业，特别是少先队员们，还要告别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他们自然要哭，怎能不哭呢!?

　　这是上午的事情。下午，所有已变成牧民的下乡同学，都捆绑好行李背着，无精打采地走出校门，走向四面八方。他们的眼睛，瞅着脚尖，不敢抬头，不顾左右，也不向任何人道别，只是走出去很远才偷偷地但却无限深情地朝着学校望一眼。我的宿舍里住着8个同学，除了我都是下乡对象。其中一个叫邦好莱，少先队中队长，是我们的画家，画什么像什么;一个叫包恩道恩，也是中队长，特聪明，学习成绩一直是前几名;此外还有一个大队委员，一个小队长。午饭后，他门回到宿舍打点行李。但打好后谁也不动了，他们坐在各自的行李卷上，一言不发，默默对视着。

　　他们的胸前都戴着红领巾，忽然其中一位猛地揪下胸前的红领巾，捏在手中，像一道命令，于是其他几位也照此办理。他们摘下红领巾，怔怔地看着看着，那早已哭红的眼睛又湿润起来，渐渐地泪满眼眶，终于“哇”地一声，用手里的红领巾捂着脸，大声哭起来。这时在一旁的我也哭了。我至今也解释不了当初为什么要哭，我只知道当时没法不哭，而且必须得哭，如果不哭可能要伤害我朝夕相处、见不得又离不了的大龄同学们的心，因为将永远地对不起他们。

　　过了许久，他们不哭了，将那被泪水沾湿的、皱皱巴巴的、边角已起毛的红领巾，用一双双还没有长大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抚平，折叠好，同那些可爱的旧课本，一起塞入行李卷内。就这样，在我们新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起有一部分充满求知欲、很可能是未来栋梁的红领巾队员，被中止了队籍和被剥夺少先队生活权利的事件。他们呢，只好将那最心爱的火红的红领巾和自己流不完的泪水，永久地埋藏在心灵深处。我相信他们当中肯定有人至今还保存着那刚刚戴上又被强行摘掉的红领巾。

　　我的母校，一个好端端的，建校刚10年，充满生机的学校，敲响了文明的丧钟，由300多人变成百十来人，由热热闹闹变得冷冷清清。我们班50来名学生只剩下我们6人，不成一个班，便到另一个学校，将3个公社学校剩下的学生合并成一个班，还不到20个人。但令人费解的是，那两所学校也搞过“上山下乡”，但不像我们狠，他们留下来的学生，年龄有的比我们已经下乡的学生年龄还大出二三岁。

　　现在人们常说“文化革命”是一次空前的浩劫。但1961年在我们那儿发生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绝不亚于“文化革命”所造成的文化断层，对于那些出生于旧社会的、对新生活充满憧憬的、胸前的红领巾拂面也拂心的一代人，是一次无情的、残忍的、沉重的打击。它，极大地影响了刚刚翻身的、偏远牧区牧民们的文明程度和教育普及，造成了本不该有的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的一代人的愚昧。哦，我那可爱的队友和同学们哪!谁能理解你们当初的酸楚，和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愈来愈加深的心灵悲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