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们的前身是山下的百姓，他们有着正常的日出日落，有着正常的一日三餐，有着正常的儿女情长。他们来到这阴暗潮湿的洞穴，以劫持镖车为生，或是因为某一年的饥荒，或是因为某一起的命案，或是因为某一些的情绪。他们生活在这里，但心却留在了山脚下温暖的火炕上。只有躺着老婆孩子的热乎乎的火炕，才有资格被叫做“家”。二牙将溢着烈酒的大碗端至胸前，任凭那些粮食的精华顺着他的指缝流至肘部，嘀嗒出一串晶莹的露珠。他对兄弟们说，明天过来的是一车金条，干完这一票之后，我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兄弟们附和着“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磅礴的气势惊走了栖息在某个角落里的一群蝙蝠。二牙将酒一饮而尽，白瓷碗被他高高地举过头顶，重重地摔向地面。这白色的劣质瓷器瞬间陨碎，伴着伙伴们的尸体，四下散去。

　　保镖的阵势证实了探子的信息。二牙开始兴奋起来，仿佛那些灿灿的黄金隔着车壁灼着他的眼睛，他用驳壳枪瞄准队伍最前面的保镖。那个倒霉的保镖倒下去的身影，就是一面象征冲锋的旗帜，兄弟们呼啸着冲下山去。

　　夕阳西下，晚霞红透了半边的天空。二牙已分辨不清那天空，是晚霞，还是兄弟们的鲜血。他只听得那三两个骑在马背上逃走的保镖喊着，是英雄好汉的，报上名来。一个幸存且看上去几乎完好无损的兄弟疲惫却兴奋地喊起来，黄大牙。他的声音，有着穿透半个天空或是半个世界的力度。或许，在他看来，只有具备这样的穿透性，才配得上“英雄好汉”这个伟大而雄壮的词语。

　　黄二牙紧夹着马肚子的双腿早已酸痛、麻木，两只胳膊僵硬、机械地拉着缰绳。村庄塌陷在白雪里在眼前闪过，呼啸的北风像一把把细小锋利的尖刀割着他的面颊。远处的城墙在一点点儿地努力地向他和枣红马靠近着，城墙外黑压压的一片，像是在低空游走的乌云。近了，近了，更近了。二牙看见那片乌云像是一盘散沙，瞬间四下散开，变得稀疏。人群散开一道出口，十几匹快马奔向城门，扬鞭而去。二牙朦胧地看到十几发子弹同时射中自己的印堂，又从脑后的颅骨穿出，他的大脑“嗡”的一声炸裂。灰白的脑浆瞬间奔涌而出，掺杂着鲜红或是些许淡红，流过额骨，遮盖住凝望了世界二十七年的眼睛。这双眼睛，曾游荡在善良与邪恶的世界里。二牙抬起一只手去揉自己的眼睛，揉得世界充满了闪烁的星星。他只是想看清楚些，看得更清楚些，看那人群散去的法场上，躺着的温热的身体上，是否长着与自己相同的面孔。他希望自己的眼睛欺骗了自己，希望那颗被子弹穿透的头颅长得不像自己，或者那颗头颅就是自己。他希望，渴望，绝望地想让那颗头颅就是自己。

　　土匪黄二牙(6)

　　瘦女人抬起伏在大牙身上的脸，她已有些微胖，多了些许柔美，数千条泪痕将她脸上浓重的粉黛冲刷出一条条的沟壑。二牙愤怒于这浓重的粉黛，转而又升起无尽的悲凉。这个逃荒至此，陪伴哥哥几载的女人，用她的世界里最美的模样送哥哥上了路。她望向他的神情，或是惊讶，或是愤怒，或是悲伤，或是安慰。她停止了撕扯心肺的哭喊，看着二牙跪在大牙的面前，将头咚咚地磕在雪地上，直磕到白雪变了颜色。

　　一个四五岁模样的小男孩跑过来抱住二牙的胳膊哭喊着“爸爸，爸爸”。二牙的心，突然被刺痛。二十年的时间，他没有喊过一声“爸爸”。他似乎已经忘记“爸爸”这个光荣而伟大的称谓。

　　春暖花开的季节，生灵们尽情地舒展着生命。依山傍水的农家小院里，几个小娃娃穿着开裆裤追逐嬉戏着，半个嫩白的屁股蛋儿交替着在阳光下闪动。女人在茅草屋的灶膛前准备着晚饭。二牙坐在门前已经抽出枝条的老榆树下与游手好闲的粗劣村民们扯着荤黄的段子。一个将帽檐歪扭在耳后蓄着齐肩长发的老光棍说，听说去年冬天邻镇上枪毙的土匪头子不是黄大牙，是黄大牙的弟弟。其他聆听的村民来了兴致， 七嘴八舌地问，不是黄大牙是谁，是黄二牙?不是说黄二牙才是土匪头子吗?老光棍正了正色说，枪毙的是黄二牙，毙错了，应该枪毙的是黄大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