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他们批判的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大文明主义”?

　　我们现在讲的历史上的汉族和现在的汉族概念是不一致的，现代的汉族不再以文化为唯一特征，是包括血缘和其他认同。定义标准是和其他少数民族是一样的，在这种定义下应该主张民族一律平等。而古代中国则不同了，同历史上蒙元、满清等少数民族以及现代学者理解的民族观念不同，古代汉民族的民族观念一直是“华夷之辨”。古人讲："变夷为夏"，古人认为你只要接受了中原文化，接受了华夏文明就是中国人，而不管你种族和血统。这实质上是文明人群和野蛮人群的区分，是文化文明人群的区分。 而在我们今天却通称其为(古)“汉族”，这种称呼模糊了古今定义标准的不同。 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某些人批判的“大汉族主义”实质却是在批判“大文明主义”，是在批判中华文明。文明是否有高低这点还有争论，但是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文化有野蛮和文明之分是不容怀疑的。所以某些人高举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旗帜是十分荒谬的，这是长期以来的史学界故意搞的概念歪曲。

　　确切的说古代中国，以及中国人应该称为华夏或者中华民族，硬要做类比的话，更类似于今天指称的中国人，或者说是归化后的美国人，是一个不分血缘、种族的民族综合体。这比称为汉族更能反映其内涵实质。

　　郭文说：“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那么“华夷之辨”果真如郭所讲的需要彻底颠覆吗?

　　那么“华夷之辨”到底是什么东西?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种文化主义：“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式，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性的信仰”。

　　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后，利玛窦身穿儒服传播科学和教义，受到了晚明士大夫的普遍欢迎，他们把他引为良师益友，当作同类，所以瞿太素在《职方外纪小言》更进一步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由此可知所谓 “夷夏之辨”，实际上就是道德之辨，也就是文明和野蛮之辨。

　　明末顾亭林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钱穆评论道：保国与亡国，是一国之政治而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是民族文化之绝续言。可见蒙元入主和满清入关都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残，这自然激起文明国家民众的激烈反抗，怎么能诬蔑为“大汉族主义”呢?。

　　华夷之辨”防碍了国家认同吗?

　　“华夷之辨”本来讲的是“文化认同”，那么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解决“华夷之辨”是在汉族一边，还是在“夷”这边?从清朝的最后实践来看，不是汉族认同了满族(夷)文化，而是满族(夷)认同了华夏文化，最后形成新的“华”把更外面的“洋人”当成了新的“夷”。 所以其关键在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把“华夷之辨”说成是儒家的罪过，实在是本末倒置。第二“华夷之辨”的确也造成了政治上的不认同，但是这个不认同是不认同满清政府而不是中国。满清为了其政权合法性，打压“华夷之辨”，以形成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但是这个认同仅仅是针对“大清国”而非“中国”，一旦满清垮台，这个政治认同就不存在了，立刻出现“满独”、“蒙独”、“疆独”、“藏独”。这个“政治认同”的价值在哪里?

　　郭成康在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很阴暗的暗示，他把“华夷之辨”假设成黑暗得不得了”。郭文最后说：“隆裕太后列祖列宗为争取少数民族与汉族地位平等的努力，最终以极富戏剧性的形式画上句号”。按这个逻辑，要打破“华夷之辨”，哪怕死几千万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留发不留头”，“逃人法”、“文字狱”、“满汉不通婚”等等搞极端的种族压迫和歧视也值得。这样据说就争取了“民族平等。难道这都是为了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付出的代价。如此追求平等，还是少来为好。

　　那么“华夷之辨”真的那么可怕吗?明清之时的“华夷之辨”主要内容是“野蛮人不能当皇帝”，实际上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激起李治亭、郭成康等极大的愤怒。

　　就这个问题，即便是现代人也应该能理解，要做文明世界的领袖当然要先文明起来，守文明世界的规则。如果能做到，那么即便是黑人不是也当了联合国秘书长了吗?古代中国人也一样，郭文不是也举例唐太宗有鲜卑血统，那么没见有人用“华夷之辨”来反对啊?利玛窦是西方人，种族相差更远了，明朝士大夫不是称他为圣人吗?“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个口号在明末士人中相当流行，哪里有民族歧视民族隔离的色彩呢?大体上“华夷之辨”积极的意义更多，促使野蛮向文明的转化。这有什么不好呢?反倒是满清实行彻底的种族主义是极端黑暗，野蛮、落后的。郭文诡辩的基础是多么无理。

　　郭文的自相矛盾之处还在于：一方面认为“华夷之辨”极端黑暗，无论多大代价非打破不可，满清实现了，所以伟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满清在晚期又形成新的“华夷之辨”。可郭成康对这时的“华夷之辨”显然没有太大的仇恨，他认为这是“全体中国人”对外来“洋人”的，所以是合理的。

　　从明末的“华夷之辨”再对比满清统治者更改后的新“华夷之辨”，也就是“义和团式”的拒绝洋人、洋物，盲目排外的新“华夷之辨”，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呢?

　　这里郭文又隐含一个假设，如果今天是中国人，那么祖宗一定是中国人。就好像说 强盗打进你家门，杀了你家人，当了你家主人，那么强盗就是伟大的。强盗打进你家门，杀了你家人，却没当成你家的主人，强盗还是强盗。

　　二、治史的学风上，歪曲古人，戏说历史。

　　史家讲究秉笔直书，反对主观臆测。而戴逸主编的《中国通史》彩图版，不讲客观公正， 而是把未经严格考据的传说加入其中。 在面对争议时，却只知道反唇相讥[注7]。不知新治的“清史”史料的取舍认定又会加入多少主观因素?

　　诡辩术例一：

　　比如洪承畴最后投降过程，有多种说法，而李治亭其他都不用，偏偏就采用了《清史稿》的说法，并且说其“颇为可信”。大家都知道《清史稿》是满清遗老所写，竭尽歪曲、篡改、编造之能事，在没有原始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如何就“颇为可信”了?如果是这样，人们可要怀疑了，以这种人重编“清史”，只不过是给《清史稿》作补充佐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