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接着激愤地说：“人们指责他(洪承畴)降清，是“叛国”、“汉奸”、“叛徒”，有何根据?根据就是满族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清朝不该建立。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一家的理论?”。

　　搞历史的都明白满洲族是满洲族，满族是满族，满族是民国后才有的族名，当然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满洲族就不同了，(关于满清王朝的性质，特别是入关时的性质请看《满清政权的性质：谈谈满洲人的“中国人认同问题”》)。这点区分很重要，因为大家都明白孙子是美国人，祖父是不是美国人是不一定的。李治亭搞清史的怎么连这点区分都不管了呢?这是不是故意搞的诡辩呢?

　　例二、篡改、歪曲古人原意

　　李治亭说：“他(袁崇焕)在《偕诸将游海岛》的诗中写道：“边衅久开终须定，室戈长操几时休?……但他把明与后金的斗争，看成是“同室操戈”，即家人内部之争，他希望尽快停止争斗，保持国家安宁。我们有些人把满族及清政权看成是如同外国的“异民族”政权，比起三百多年前袁崇焕那个时代的民族观念，简直是个大倒退! ”

　　首先李篡改了袁诗，把“室戈方操几时休”，改成了“室戈长操几时休”?“方操”，对应“久开”肯定是指不同的事实。即便是按李改动后如此理解袁诗，也真让人吃惊，诗歌都讲对仗，内容对称。这两句含义明明是边关和内地都不安定，边衅和室戈明明是指两桩事情。有点文学常识的人不会连“边”和“室”都分不清吧。至于“室戈”不必非指农民起义，而是指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激起民变。金庸先生的解释是：“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读过这段之后，给我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卑鄙”!

　　例三，再看看某些人立论诡辩术。

　　“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廓清所谓长城、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郭成康原文意思是满清破了“华夷之辨”，从此有了新的“大中国的概念”，功莫大焉。

　　第一、把明代以来的“中国”观念说成是传统儒家观念，是很不确切的，明代以来的“中国”观念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东方人、西方人都是这个观念，都把明朝当成了中国。怎么仅仅说成是儒家观念中的“中国”呢?第二、文中故意列举长城还把长城和柳条边并列，给人的印象是长城和柳条边界是儒家“华夷之辨”不当，自己树立起的观念。实际上大家都清楚“柳条边”是满清封锁东北不让汉人前去开垦采取的措施。即便有什么观念也是满清皇帝强加于中国人的。另一方面，长城在古代也从没有看成是国界，而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工事，相对而言“柳条边”到是真有“边界”的含义了。这类诡辩在他们的文章中数不胜数，就如此颠倒性的立论，岂不是很可耻吗?大家应该对戴先生主持编修“清史”不必抱有多大的期望了吧。

　　三、藐视传统和民意，自成小团体，面对争议和批评搞“一言堂”，成“自家之言”。

　　满清王朝的建立时间，他们藐视史家成例，按对满清最有利的时间算，这样一来努尔哈赤、皇太极就成了“正统”的英雄皇帝。明清战争就不是平叛战争，“满清入关”自然是正义的，合理合法的。但是如此一来，其他王朝的长度就要重新修订了，其他王朝也要重新褒贬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伪满洲国该怎么算?

　　按这种治史逻辑，满洲国历史当然也算成满清的。可是他们敢吗?“辛亥革命”是他们跨不过的坎，但是近来流传甚多的关于孙中山“卖国”的文章，是不是为他们否定“辛亥革命”打出的信号?

　　李治亭编写的《清史》只用东北地区的史学工作者。“李编《清史》明确提出，腐朽的明朝不可能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清朝入主中原，延续封建社会，是历史的必然。而清代中国社会在康熙中期以后，带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仍获得了缓慢的发展。上述学术观点是不少学者、特别是东北地区学者所认同，甚至力持的。而该书主编面对清史学界众多学术分歧，为了使全书具有统一的意志，大胆决定“一律起用东北地区的学者””

　　所以靠这些人来修“清史”如何能解决争议问题?如何能取各家之长?毫无疑问的是必然形成一个以几个“遗老”为核心的小团体，“顺我者用，逆我者走”，搞出一套“自家之言”的“个性化”“清史”。

　　四、立论基础错误，对马克思主义采用实用主义态度。

　　他们最喜欢鼓吹的“统一神圣”，“民族平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出发点?

　　第一 为什么说“统一神圣论”是错误的?

　　因为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也不符合当前政治的实际情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是不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才是判断历史事件的最根本原则。详细论证请看《再论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和《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第二、宣扬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原本是对的，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古代是否真存在“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危害到底有多严重?这个问题搞不清，就以此为历史批判的第一位的原则，显然不合理。

　　第三、戴逸吹嘘“康干盛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片面理解成“经济繁荣”。反驳请看《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群新时代的“遗老”、“遗少”。

　　看他们的治史：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历史评价上是双重标准的，对史料的选用是”这草率、歪曲和主观的，治史态度上是藐视传统史德，自成一理的。在立论上是情感代替理智，偏见代替公正，盲信代替实证，虚构代替真相是偏颇的，在指导思想上是实用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

　　重修“清史”不过是在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下，组织起一群“遗老”“遗少”编写的一系列翻案文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