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的两篇文章最近引起方之光和毛晓玲的商榷。他们在《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9期发表的文章《太平天国“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吗?》(以下简称“方文”)，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对学术动态缺乏起码的了解，从而造成评价和判断的诸多失误，同时在引用文献方面不够严谨。需要指出来，供学界评判。

　　一、批评太平军的是众多中外学者

　　方文开首即说：“近10多年来，听到师友告知，史学界流行着一股否定农民起义的思潮。笔者本来不太相信这种传闻。去年10月，读了潘旭澜教授彻底否定太平天国的《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探索与争鸣》 2004年第9期)一文之后，今年4月又看到潘老全面否定太平天国两个纲领的《再论<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4 期)，笔者才相信，上述传闻并非空穴来风。”看了这段开场白，不由得感到十分惊讶和困惑。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最首要的工作就是全面地掌握学术动态，这样才能决定研究的方向。作为一个学科的带头人(方之光为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就更是应该对本学科的动态随时把握，了如指掌。方文的作者何以长期以来对史学界如此大的一种思潮一无所知，而且在师友告知之后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也没有去查阅资料以图证实，却仅仅根据潘旭澜的两篇文章就相信了“传闻”呢?这种做学问的态度似乎不够严肃。这样匆忙中下的结论恐怕难免有些草率。他们没有看到，潘旭澜有更多论述太平军的文章早已发表，也没有想到，有众多的中外学者与潘旭澜有着相同的立场和态度。

　　实际上，方文与之商榷的那两篇文章还不算是潘旭澜“彻底”否定太平天国的代表作。他的《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比上述文章早问世四五年)才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太平天国的性质和作用。其中的这样一段话很有说服力：“洪秀全^造**获得局部的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化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显然方文的作者并没有翻阅潘旭澜的大部分作品。仅凭两篇文章就给他戴上了“否定农民起义”的大帽子。

　　潘旭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否准确无误，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不过，他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那就是根据事实来下结论，而不是像以往那种一惯做法，仅仅从大道理出发，毫无根据地赞颂农民起义的“丰功伟绩”。为此甚至不惜掩盖事实，无原则地美化起义者。潘旭澜指出：“不加分别地从根本上肯定‘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误区。”“认为无论怎么样^造**都天然合理，^造** 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进步意义，是一种背离事实、违反科学的历史观。根本的尺度应当是，根据其所作所为和造成的效果，带给广大人民福利还是苦难，促使社会文明进步还是落后倒退。”

　　近年来批评太平军乃至农民起义的学者不止潘旭澜一位。就连美国史专家刘祚昌都对此提出了相近的看法。他说：“在我们的史学论着中总是美化农民战争，掩盖它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夸大它的进步作用。”他说，明末的张献忠大肆屠杀人民，“但是这样骇人听闻的事实，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只字不提。此外，清人笔记中明明记载洪秀全在南京建都后日趋腐化的事实：在太平天国势力愈益削弱，战场上的情势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洪秀全以天王的身份，躲在深宫里，沉于醇酒妇人之中，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口头上提倡男女平等，但是在行动上却肆意蹂躏妇女，后宫藏着无数佳丽供他玩弄。他的荒淫无道，与隋炀帝无何区别。这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我们当代的史书中却很少提及，即使提及，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且，在作者笔下，洪秀全仍被描写为堂堂正正的革命领袖。”此外，太平天国史学者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后期的朝内纷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分析了洪秀全一心营建自己家天下，排斥李秀成等异性王的种种恶行。他的《洪天贵福的启蒙教育与宫廷生活--兼论其登基后的结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一文，介绍了洪秀全在太平军尚未占领一片土地之时，就迫不及待地将其年仅8个月的儿子洪天贵福册立为“幼主”，即皇太子。说明洪秀全起义的目的是自己做皇帝。青年学者冀满红、燕红忠的《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与中西文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 7期)指出《天朝田亩制度》只是一个理想。“这种’公有产权'的安排既没有反映广大群众对土地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愿望，也无法阻止等级制度、剥削和压迫制度的存在。”这类的文章所见不少。

　　批评太平军的不仅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学者，其中就有被方文用以证明其观点正确性的费正清等美国学者。奇怪的是，方文所引用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论述，不是出自与该文主题相关的上册第六章：“太平军叛乱”，而是引自介绍民国之后社会状况的下册第十章，也就是最后的一章：“社会变化的潮流”。之所以如此舍近求远，又有意无意地不注明引文的出处，看了美国学者的论述就可知道其中的奥秘。该书第六章的一开始就说：“太平军叛乱(1851--1864年)在许多方面是中国前近代史与近代史之间的转折期。它在国内引起的人类巨大灾难成了早期的中西沿海条约关系形成的背景。”请注意：在这里说的是太平军叛乱引起了“人类巨大灾难”。方文说“太平天国要建立'天下为公'的太平之世。”其根据就是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剑桥中国晚清史》则是这样说的：“按照《天朝田亩制度》所宣布的目标，太平军运动确实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但从叛乱伊始就明显地见到令人不安的相反倾向。永安颁布的禁止豪奢的法令直接表明已经出现了一个生活汰侈的新特权阶级，他们的个人生活不受那些要求普通士兵遵奉的清规戒律的约束。华贵的服饰、成群的妻妾和精美的饮食都被认为是最上层领导集团的特权。这些法令不过是对高级官员在叛乱后期非正式享有的私人积累和奢华普遍开禁的先兆。”该书还指出，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逻辑，应当明文规定定期重新分配土地。但是在实际上却没有做出这种规定，说明，太平军只是“以表面上许诺永恒的私有权的办法来吸引农民的支持。”可见，美国学者也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空中楼阁，并没有实施。太平军不仅内部十分不公平，对“农民兄弟”也没有实现其诺言。这些评价与方文所引的下册第十章中似乎能够证明太平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的说法不是有矛盾吗?那么，究竟是哪一种说法更能站住脚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下册的说法并不是如方文所说的那种意思。方文所引的只是表面上赞扬太平军的那一句话：“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瓦解的开始。”。但是却省略了后面的话。整段话其实是这样的：“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这一瓦解的开始，它的最大作用也许不是在于破坏了人们对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于鼓励传统的统治阶级获取更多的地方权力，以改变它同清政府的关系。这就使得君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为仲裁人和管理人的作用，从而剥夺了他们掌权的最有效手段。”具体来说，为镇压太平军而组建的湘军加强了地方势力，形成对清政府具有威胁力的政治集团。所以该书又说：“清末的变化，既是政治权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权威削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