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春天，武昌军事学堂新军学生也纷纷剪辫。陆军第三中学开始有200多人集体剪掉了辫子，遭到校方严厉斥责。但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几天，又有200多人剪辫。总共500多人的学校，400多人剪掉了辫子，校方长官也奈何不得，因为法不责众。在新军学生剪辫风的影响下，一些较开明的新军军官也开始支持。“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以发辫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碍，日前毅然剪辫。”黎元洪知道后，不但不予指责，反而赞扬李佐清说：“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雉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和新军军事学堂相比，地方新式学堂的剪辫风则更强劲。1905年，为了抗议日本歧视中国人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许多留日生愤而归国。从培养新型人才的愿望出发，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公学。蔡元培西装革履，不留辫子，学生也大都剪辫，俨然一个没有发辫的“独立王国”。很多人对他们投以惊异的目光，官吏和警察怒目而视，也毫无办法。

　　1910年，浙江的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的学生突然都将辫子剪了。当道下令“蓄发”，但无人理睬，为息事宁人，只好不了了之。1911年暑假，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又出现了一场剪辫风波。马叙伦回忆说：“那时求是书院有一位教员叫孙江东，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教学生做。学生里有史久光、李斐然，都大发议论，斥责清朝。孙江东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他们改成‘贼清’。”由此可见，辫子和反清紧密相联。总之，由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剪辫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民初的剪辫风潮

　　武昌起义一经发动，顺理成章地引发了一场剪辫风潮。但民初的剪辫风潮远非清朝入关时强迫留辫那样血腥。而且随着风潮的过去，留辫与否基本与政治无涉，渐渐还原为民众自由选择的风俗习惯。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的某种功绩和历史的微弱进步。

　　1911年10月10日，凡是参加武昌起义的所有将士和民众，都剪掉了辫子。为了推进剪辫运动，湖北军政府和各地宣布反清的新政府还将新军士兵和学堂学生，组成宣讲团，到大街小巷宣讲，热闹而壮观。一些城门口和重要的街道口，都有士兵或执勤人员把守，没有剪辫者，不得通行。并且配有剪辫队，遇留辫者，即时剪掉。剪辫队还深入千家万户，义务剪辫，有的还到医院帮病人剪。新政府同时甚至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剪辫，没收工作证;军人不剪，不发军饷;学生不剪辫，不许进学堂。这些规定似乎很严，但实际并没有完全执行。至于学生、官员剪辫，多为自觉，甚至一些清朝的官僚政客，借剪辫蒙混过关，欺骗革命党，捞取权位。

　　清军头目黎元洪被革命党捉拿后，对剪辫忧心忡忡，反复斗争了3天，权衡利害得失，终觉剪辫有利，才同意剪辫，革命党人却误认为他已投身革命，后来居然做了民国的副总统。善于投机的袁世凯，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的那天晚上，才剪掉了辫子，孙中山等人即误判其为革命同志，选他做了民国大总统。

　　事实上，民初的剪辫运动比较混乱，各类人等剪辫的目的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在绝大多数民众的心里，剪辫是一种解放，是一种时髦，常常为之欣喜若狂，弹冠相庆。梁若尘在回忆家乡广东丰顺县小山村河姑潭的状况时写道：“记得有一天上午，家中供奉的‘财帛皂君’、‘观世音’、‘天神爷’座前都点烛烧香，那是爸爸剪辫子的日子。辫子刚落下，就有人燃放长串鞭炮，是祝福还是驱邪呢?大概两者兼而有之。午餐还有肉吃，理发师还受到爸爸的敬酒”。

　　但是，辫子毕竟已经留了二百多年，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积习，一些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留恋之情，甚至觉得那是一种美，反对剪辫。有成立“保辫会”、“复古会”相对抗者;有将辫子盘在头上，蒙上头巾，假装已剪辫者;有被剪掉辫子后跳河寻死者。梁启超的家庭很现代，他的一个厨子在外出买菜时，不小心被剪辫队剪了辫子，回来后却痛哭了好几天。对于这种不识时务的怀旧者，虽然不少地方曾发生过一些强制和偏激的行为，但总体上是说服、教育，较为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