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丅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丅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丅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丅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 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五：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竟然是因为表现太差

　　那些还在不断强调国丅民党抗日功劳的人，相信自己还有一条底线：如果没有国丅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仅存敌后战场;而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必然支撑不下去，那么中国就灭亡了。所以不管国丅民党有千般万般不是，保证了中国没有灭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

　　是这样吗?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过：“到1944年，让重庆政丅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为什么“让重庆政丅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丅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丅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出处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