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似乎认为，彻底击败国丅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和现在网上臆断敌后战场的中丅共武装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人不同，这位第一部长并不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丅共武装会被消灭，恰恰相反，“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丅共手中的危险”。而且从他的口气来看，中丅共掌握抗战的中国，比起国丅民党，对日本而言可能还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对抗战期间的敌后抗战事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并非杞人忧天。在敌后战场，常常出现日军赶走了国丅民党军后共丅产党军队立刻进来填补真空的事。而日军要想再把共丅产党军队赶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共丅产党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让日军永无宁日。而那些地方如果日军不进攻，中丅共军本来碍于统一战线划界抗战的约定是不敢随便进入的。日军消灭或驱逐了当地国丅民党军，则刚好帮中丅共军打掉了负担，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扩张势力。等到共丅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无论国丅民党还是日伪要想把中丅共赶走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丅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丅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丅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 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丅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中丅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而中丅共军队是怎么样一支军队呢?这支军队在日伪的后方活动嚣张到什么程度?嚣张到能让日军对一半以上的占领区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 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 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中丅共军势力复振， “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丅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三节)(1)

　　而日军对中丅共游击军的扫荡结果如何?日军对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战这样总结：“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丅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

　　这就是中丅共在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丅共不同于国丅民党——八年抗战中，中丅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除去白求恩等个把外国医生外)。在这种情况下，共丅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丅共之手，中丅共军即有可能获得像国丅民党那么多的外援，那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嚣张，如果再由外国人给他们机枪大炮，帮他们训练军队，对日军来说绝对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丅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1页)足见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所说“极端危险的投机”绝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