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还透漏出这样一种可能，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电信运营商如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都是在美国上市，FCPA因之可以对其进行司法裁定。朗讯中国事件一旦波及到这几家公司，一个可以预见的严重后果是，公司以及内部相关人员不仅可能遭到美国证监会的严厉处罚，并且可能面临股民集体诉讼的困境。

　　如是，朗讯中国贿赂事件已不啻于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隐绰之间，我们明显感受到的是一种对中国政府、电信运营商以及相关企业的沉重压力，或者说是对一种几近讹诈的隐忧——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压力已足以影响到我们某些政策的出台以及走向。

　　看一看移动通信两大统领阵营，我们就会明白许多——欧洲是GSM的策源地，而美国则是CDMA的大本营。阵营双方虽然互有渗透，但都难以打破目前势均力敌的基本平衡。在博弈双方实力均衡的情况下，中国的3G取向将是决定天平倒向的重要砝码。

　　美国高通在CDMA 450MHz技术上拥有超过90%的知识产权，而朗讯公司则拥有450MHz频段CDMA的全套解决方案——4月22日，也就是在朗讯中国事件后不久，中美商贸会谈的结果，是中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中方同意在关于本国采用何种第三代移动通讯(3G)技术标准问题上采取技术中立立场，即允许运营商自行选择3G标准，这意味着信息产业部已经松动了对CDMA450的管制——而我们对信息产业部于去年3月份和8月份连续颁布的两条CDMA450封杀令应该仍然记忆犹新。

　　高通朗讯们在欧洲GSM阵营撕开了一道道口子之后，此次中美商贸会谈的结果便基本决定了欧美未来博弈的最终结局。在这场由美国人导演的“挥泪斩马谡”“捉放曹”“空城计”连环中，我们再次体会到了“均衡”思维于战略的意义。

　　“均衡”思维下的“管理失效”

　　历史无时无刻不向我们或阴或明地昭示力量平衡的重要，阴阳学说更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至，这种思维于是也就同样体现于我们本土企业管理之中——据说某通信设备巨头设置了八、九位副总的初衷，就是因为其领袖深谙其中三味。

　　就管理思维而言，我们所在意的是管理者对力量平衡的误读以及曲解——有些老总正是希望通过或明或暗促成、鼓励下属的争斗，进而通过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从而实现对全局的控制，达到独裁甚至“毒”裁的目的，并将此理解为领导力。

　　我们看到，这已经成为许多本土管理者“办公室政治学”的“不传之秘”。而通过我长期企业工作中的亲身感受，它的“秘技”之一，就是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的环境。

　　经济学上的“信息不对称”源于英文Asymmetry Information(Incomplete Information )，它的真实含义是“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是生活中的常态，信息完全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事情——然而当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人为刻意制造出来时，事情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诸葛亮没有告诉关羽真相，才有了捉放曹以及关羽后来的自咎及感恩于军师;正是所有的人都蒙在鼓里，才有了孔明与司马懿在“空城计”合作上的默契;正是朗讯对行贿事件含糊其辞的表述，才让事件本身具有了无比的威慑力——这种信息不对称就是当权者利用自己的权力人为剥夺了公众(部属)的知情权，而造就的对真实信息垄断控制的相对优势——问题是，诸葛亮是为了国家，而司马懿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考虑，朗讯却是自身利益与美国利益的统一;并且，我们看到，这种行为往往与故意曲解与误导信息联系在一起，因而它的本质是反沟通的，也就更接近甚至等同于企业内部的“愚民”行为——“愚”者自然受制于“智”者。然而如果是在私欲的驱动之下，这样的企业之“智”能达到什么层次也就可想而知。

　　其“秘技”之二，就是在企业中潜移默化出一套潜规则。公开的规章制度具有刚性的约束力——失去了弹性，均衡就往往难以达成。因而在制度之外，必须形成另外一套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游戏规则——正是这套潜规则让诸葛亮与司马懿达成了如此的默契，进而产生敌对状态下的相互信任——当权者明白，水至清则无鱼，也就失却了所有的韵味;因而唯有将水搅浑，自身具有的信息相对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才能得以在混沌与无序中把握涌动的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