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会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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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会武功

  满族人在关外时,主要以畜牧、游猎为生。因此,扬鞭策马,弯弓射箭,几乎是每个成年男子必备的本领。加之努尔哈赤为狩猎和军事行动的需要,创建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骑射更成为每个旗民的必修之课。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为清王朝造就了成千上万能骑善射的将士。这些将士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创建清王朝的过程中,贡献重大。于是,骑射尚武,被清朝诸帝奉为“满洲根本”、“先正遗风”。

  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以保持骑射传统不至丢弃。首先是加强皇子宗室、八旗贵胄勿忘骑射传统的教育。顺治帝曾规定,10岁以上的亲王及闲散宗室,每隔10天到校场进行一次骑射演习。对20岁以上有品秩的宗室要求更严,指定他们每年春秋要戴盔披甲,参加宗人府举行的弓马考试;并授权宗人府对态度怠惰,成绩低劣者进行参处。顺治帝对自己的儿子也毫不宽纵,特为幼小的玄烨(后来的康熙帝)选择了技艺高超的侍卫默尔根做老师,训练玄烨骑射,像读书作字一样“日有课程”。玄烨稍有不合要求,默尔根即直接指出。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玄烨练就一身好武功,能用长箭,挽强弓,策马射侯(布靶)十有九中。康熙二十二年,他在浅草丛中一箭射死猛虎,又传在马上连发三箭,箭箭射过峰顶,其山便称为“三箭山”。晚年他曾对众群臣、侍卫说:“朕自幼至老,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射获诸兽,不胜计矣。又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

  康熙帝深感掌握骑射武功,是保持满洲贵族优势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自为诸皇子督课,命他们黎明上殿背诵经书,继而练习骑射,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康熙帝本人也常常率领众皇子和侍卫大臣,到西苑紫光阁前练习校射。

  对普通八旗子弟,康熙帝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清入关以后,很多旗员见应举赴考升迁较快,纷纷放弃武功,争趋文事。骑射传统已渐有丧失殆尽的危险。康熙帝便在鼓励八旗子弟报考文场的同时,特命兵部先行考试满语和骑射。只有弓马合格者方准入闱,以示不忘尚武之本。此外,康熙帝又大大提高武试人员的地位。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后,每当在紫光阁前考试武进士骑射、刀、石时,康熙帝都亲自拔擢其中弓马娴熟、武艺高超者充任御前侍卫,附入上三旗。雍正年间明文规定:汉武进士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一等侍卫,第二、三名授二等侍卫。对习武的人来说,担任御前侍卫,是难得的荣耀。

  确立大阅、行围制度,是清王朝崇尚武功,倡导骑射之风的又一重要措施。大阅典礼,每三年举行一次。皇帝要全面检阅王朝的军事装备和士兵的武功技艺。八旗军队则各按旗分,依次在皇帝面前表演火炮、鸟枪、骑射、布阵、云梯等各种技艺。清帝除以大阅这种形式来训练八旗军队外,也把大阅视为向各族首领炫耀武力的机会。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蒙古喀尔喀诸部台吉(清廷赐封蒙古部落的爵号)进京朝贡,康熙帝特命举行大阅,演习一批新型火炮,并全副武装来到举行大阅的王家岭。参加检阅的十几万八旗官兵,早已陈兵列队于山坡谷底。康熙帝升座后,军中响起螺号声,接着红旗飞扬,排炮并发。几百门大炮相继轰鸣,场内的靶侯随声而倒,场面十分壮观。随同康熙帝参加大阅的蒙古各部落王公,从未见过如此阵势,不免呈现惊惧之色。康熙帝十分得意,但却假作安慰:“阅兵乃本朝旧制,岁以为常,无足惊惧也。”

  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起,康熙帝每年都用田猎组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训练八旗军队的实战本领。或猎于边墙、或田于塞外,四、五十年来,从未中断。对皇帝这样不辞劳苦,每年往复奔波于长城内外,不少朝臣困惑不解。有人甚至以“劳苦军士”为由,上疏反对。这种与尚武之风背道而驰的奏疏,自然遭到康熙帝的拒绝。他不但一如既往进行大规模军事训练,而且为平息蒙、藏地区的动乱,还数次领兵亲征宁夏、内蒙。有一次康熙帝率军行至呼和浩特,遇到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行营处早已准备好御营,但康熙帝为鼓舞士气,却身披雨衣,伫立旷野,直到几十万大军全部安营扎寨,才入营用膳。事实证明,由于康熙帝不忘武备,勤于训练,八旗军队才能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战役中,获得辉煌的战绩。康熙帝晚年曾以满意的心情回忆这段往事:“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征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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